【解密档案】“铁道破坏队”系列之二：土发明炸晕“皇军守路队”

　　一支抗日部队在平汉铁路上活动（资料图片）

　　刘文松领导的“铁道破坏队”第一大队在抗战时期所做的战斗日记

　　被“铁道破坏队”炸毁的铁路（资料图片）

　　□大河报记者孟冉文李康图

　　核心提示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随着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军队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新战略，主力转向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１９３９年１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逐步深化反共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铁道破坏队”的领导权归属面临着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责难。为此，中共中央开始对破坏队改编。新编的“铁道破坏队”共分４个大队，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顶住国民党特务的无端压制，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对敌爆破高潮……

　　四个大队一年之内毙敌４００多人

　　１９３９年６月，刘文松命令在郑州待命的几十位铁路工人前往偃师，与改编后的“铁道破坏队”４个大队会合，并进行了两个月的军事和新的爆破技术训练，准备迎接更大的战斗。

　　档案记载：“改编后的４个大队设政工室、军需室、副官室、书记室、警卫队和通信班。每个大队３００至４００人不等，连同指挥部，共有１７００人。”

　　１９３９年８月底，改编后的队伍离开洛阳，分赴指定战场，捷报频传。１９４０年７月２８日出版的《新华日报》如是报道——

　　“北战场上全面的游击战争展开后，日寇全凭控制交通线维持少数城镇和据点，支撑它无法取胜的侵华战争。势不可挡的游击战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破坏日军赖以运兵和解决后勤补给的交通线。在平汉路、同蒲路沿线出现的这支新队伍，不断在‘皇军守路队’的封锁圈内炸毁铁路和列车，使‘皇军’视若‘神经系’的交通线时常中断，运输给养毫无办法。

　　“这支新的队伍，是一支熟练的铁道技术工程队。他们中有司机、司炉、路工、煤工、路长、站员、售票等铁路员工以及铁路子弟学校的学生。这些人，过去都是吃铁路住铁路的……半年来，华北战区的几条铁路线上，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报道中提到的“新队伍”，就是“铁道破坏队”的四个大队。

　　根据相关档案记载，他们的英勇事迹令人感佩：１９３９年年初，一大队技术员张启明带领１０多名队员在安阳北站炸毁一列日军火车，随后捣毁焦作一处煤矿，使日军无煤可烧，车辆难行；当年１０月，二大队配合八路军在平汉路北段埋设地雷，毁坏敌人两列军车，断其交通５天，当年年底又将新乡至博爱间的一座铁路桥全部炸毁；在平汉铁路信阳段，三大队炸毁桥梁一座、炸翻敌车一列，夺得日军库存步枪１００多支；１９３９年９月至１９４０年２月，仅半年时间，第四大队就在同浦铁路（同蒲铁路北起山西大同，经太原，南至山西风陵渡口，全长８６５公里）爆破４４次，毁坏敌车２３辆和１４０多节车皮，１９４０年春，该大队配合八路军生擒守桥日军一名，捕获一只警犬。档案记载：“从１９３９年年初到１９４０年年初，四个破坏大队用地雷炸毁日军价值２０余万元的兵车，击毙敌人４００多人，鼓舞了成千上万的抗日铁道工友……”

　　无端受压刘文松重庆顶撞蒋介石

　　在最初的３年间，对“铁道破坏队”的所作所为，国民党政府给予了相当重视和必要的支持，特别是刘文松领导的第一大队。这支队伍十分勇猛，“以爆破敌人机车、路轨、桥梁及军需品为主要任务，自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９月至二十八年（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共工作１８８次，炸毁敌车９５辆，车皮２５０多节，桥梁２５座，伤亡敌官兵逾千人……”

　　为此，１９４１年５月，国民党政府按照自身编制方式，又相继成立了５个破坏大队，统称“江北交通工作队”。在经费保障上，由军政部每月拨发１７１８０元，除指挥部及大队日常办公费用外，全体队员平均分配。但这些钱发到队员手里，每人每月仅得７．５元，生活异常艰苦。

　　然而，到１９４１年下半年，形势却发生了逆转。看到破坏队频频取得胜利，为八路军打击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国民党顽固派坐不住了，他们秘密收集共产党员进入破坏队的“罪证”，进行打压。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件事：１９４２年６月，国民党特务在洛阳制造了一起“逮捕破坏队内共产党员兰田以及破坏队副指挥官刘松山、政训主任萧汉庭、副官主任潘希贤，一大队副大队长王既清”案。不久，被释放后的王既清向各破坏大队发出通电称，“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是抗日组织，日寇欲亡我国，应全面打击，不能打内仗自相残杀，予敌以可乘之机……”

　　这起事件发生后，正在洛阳指挥对敌破坏的刘文松也受到了责难，他奉命赶到重庆“说明情况”，留下了一段顶撞蒋介石的精彩对话。

　　据档案记载：“蒋介石质问：‘江北交通工作队为什么接近共产党？’刘文松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为抗日，敌后国军１００多万，见了日军却跑，只有与能抗日的共产党合作抗战！’蒋介石哑口无言……”

　　由于刘文松的据理力争，被捕的刘松山等人也被释放。这次风波过后，“铁道破坏队”最终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发展空间，坚持到抗战结束，他们用自己的钢筋铁骨铸就了抗击日寇的烽火长城……

　　机智脱险日军哀叹“毛猴子”难对付

　　“破坏队队员大部分都是铁路工人或农民出身，薪酬很低，生活极其艰苦，但他们军纪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李铁城说，在他的印象里，父亲在破坏队当干部时，和八路军一样，每天带领队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平时穿着军装，执行任务时化装成老百姓，这支“脱下工装成了兵”的抗日队伍让敌人很难发现，无法对付。他们依靠群众提供情报与掩护，行动快、撤退快、破坏性强，又很难逮，让日军焦头烂额。日军给他们起了个绰号——“毛猴子”，哀叹“毛猴子”太难对付，“一个打一个的不行”。

　　当年，何惠民就是一个很让日本人头疼的“毛猴子”。

　　在何惠民写的回忆文章里，记者查阅到一件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事件：１９４４年４月的一天，他和几个队友完成黄河铁桥爆破任务后往回赶，到郑州西南的王穴村时，实在累得不行了，８个人找了一间空民房准备睡一觉。“屋里放着一口空棺材，我想这里不错，既干净又不潮，我就躺在里面，棺材盖儿上还睡了一个队友。”文章记述，没想到几个日本兵也在找地方睡觉，正好撞到这里，抓住了其他７个人，唯独没发现睡在棺材里的何惠民。

　　那天夜里，日本兵就躺在何惠民头顶的棺材盖儿上。何惠民瞪着眼挨到天亮，上边那日本鬼子又是打呼噜又是翻身，稍有动静就让何惠民万分紧张。当时他想，如果被发现了，拼上一条命也要干掉一个鬼子。

　　第二天早上，日军吹哨集合，何惠民趁乱从棺材中钻出逃跑。那个躺在棺材上的日本兵无论如何想不到，一个悬赏３０００块大洋的“毛猴子”就这样从近在咫尺的地方逃脱了。

　　那天，除何惠民外，被抓的７人中也有６人幸运逃脱，只有分队长喻尚荣被俘，押到天津塘沽港，和３０００名中国俘虏一起用军舰运到日本。喻尚荣不敢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日本鬼子最恨“毛猴子”，一旦知道格杀勿论。幸运的是，１９４６年元旦，喻尚荣乘坐美国军舰被送回国内，平安回到信阳老家。

　　“喻尚荣回国后去过我家，我母亲还给他包饺子吃。”李铁城说，１９８６年他去武汉出差，到武汉铁路局看望喻尚荣，“那时他已退休，身体不好，现在应该不在人世了……“

　　战术独特土地雷炸晕“皇军守路队”

　　破坏队装备薄弱，手里的武器

　　比不上正规军，更无法与日军抗衡，他们是怎样掀起一个又一个爆破高潮，取得一连串胜利的呢？

　　“他们行动灵活，擅长爆破，从不搞阵地战、攻防战。”李铁城告诉记者，队员们在绵长的铁路线上采用多种战术，游击活动，用自己的土发明把敌人炸得晕头转向。刚开始时，破坏队采用电气发火引爆炸药的办法，但执行任务时容易暴露目标，很难成功。后来，他们发明了一种名为“启闭器”的特种地雷，埋设后不需专人看守打火就能自动爆炸，使敌人难以防范。

　　“将插入木箱中炸药孔的两根电线一根连接电极，一根不接触电极，再从箱子上钻孔，加装弹簧，用铁棍对孔插入，埋于铁轨下。”相关档案详细记载了这种地雷的设置方法，“敌车过来时，靠车辆重力使铁棍下降到两电极相通，引爆炸药，则铁路、机车俱被损毁……”

　　随着敌人的反地雷手段不断加强，破坏队也发明出了更多的爆破技术，如“对雷”，敌车经过时第一颗雷不会起爆，当车辆重力全压在两雷上时才同时爆炸，让敌人莫名其妙遭受重大损失；将雷管箱子上的弹簧棍改成能活动的“筷子式”装置，队员看到电车开来，知道后面必有军车，就抽出“筷子”，电车不会爆炸，当军车过来，又插上“筷子”，必被炸毁。

　　这些发明增加了爆炸成功率，平汉铁路沿线处处开花，日军不得不使出“杀手锏”，在铁路道砟上涂抹一层黄泥或撒一层石灰，这样便于发现埋雷地点。队员们则用麻袋将石灰装走，埋上地雷后再撒上，并在雷箱下部加装底簧，敌人即便发觉，一旦移动，也会炸得路断人亡。

　　“除了这些，破坏队最拿手的是在相距一华里远的铁路上埋两处雷，先炸军车，后炸救援车，这叫‘双响炮’。”据李铁城介绍，１９４２年春，在八路军的掩护下，破坏队在安阳十里铺铁道线间隔埋雷３处，串联发火，毁敌军车一列。因铁路被炸得无法修复，日军只得另外修路。由于这次战绩辉煌，八路军曾奖给破坏队队员每人３元边币（注：边币是抗战时期陕甘宁等边区政府银行发行的纸币。１９４８年１月，陕甘宁边区银行与西北农民银行合并后，停止发行边币），还摆了宴席给他们庆祝。

　　（“铁道破坏队”不畏强敌，不怕流血牺牲，在八年抗战中作出巨大贡献。抗战胜利后，这支受到国共两党表彰的队伍将何去何从？请关注回望“铁道破坏队”之完结篇）

　　原载《大河报》2008年7月16日A15版

编辑:杨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