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延续400年财富神话的豫商传奇——巩义市康百万庄园

作者：李华云

　　在河图洛书的发源地，在蕴育中国古文化的黄河与洛水交汇处，沿着蜿蜒曲折的伊洛河向西至邙岭脚下，有一处错落有致，规模宏大的庄园，这就是曾经闻名遐迩的中原封建堡垒式庄园——巩义市康百万庄园，又名河洛康家。庄园北依邙山，南临洛水，因而有“金龟探水”之宝地的美称。全国三大庄园（康百万庄园、刘文彩庄园、牟二黑庄园）排名之首，是山西乔家大院面积的19倍。被誉中原古建典范、中国第一庄园。2001年被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被批准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庄园建筑

　　康百万庄园始建于明朝中下叶，明末清初已形成规模。在建造规划上，临街建楼房，靠崖筑窑洞，四周修寨墙，濒河设码头，集农、官、商风格为一体。重重叠叠的飞檐斗拱、古色古香的青砖青瓦，依山就势，雄伟壮观，布局严谨，规模宏大。逐步形成了寺沟、张沟等为代表的明代楼院建筑，以龙窝沟、寨上主宅区、南大院、栈房区、店铺、饲养区、祠堂、木材厂、造船厂、金谷寨等不同功能单元为代表的的清代建筑，又辅以碑楼、牌坊、花园等辅助性建筑。平房围着高楼，高楼套着窑洞，院院独立，又院院相通。前后院曲径通幽，能启能闭，启则浑然一体，闭则各成体系。庄园总占地近300余亩，从而形成了一个依山傍水、错落有致、功能齐全，气势恢弘的建筑群落。庭院建筑基本属于豫西地区典型的两进式四合院，兼具有园林、官府的一些特点，是华北地区黄土高原封建堡垒式建筑的代表。

　　康百万庄园不仅以其古建特色见长，尤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人们称道，其无处不在的细节，让宏大的庄园更是韵味十足。遍布庄园的砖雕、木雕、石雕等艺术构件，华丽典雅，造型优美，刀法细腻、工艺纯熟、内容繁多、形神兼备，其中不乏“拜师求读”、“尊老爱幼”、“立志成才”、“五子夺冠”等富有哲理的雕刻图案，它们不仅是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更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庄园内展出的康家当年使用过的家具、珍玩、名人书画等珍贵文物4000多件，不仅再现了奢华的生活原貌，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习俗。康百万庄园作为历史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对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及中原地区民风民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李传泽称该庄园是“全国硬山式建筑中最完整、最典型的代表”，诸多专家在游览之后称其位“传统建筑之瑰宝，民间艺术之典范”。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写道：“人类没有任何一种重要的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康百万庄园是中华民族伦理学、民俗学、建筑学的历史缩影，是凝固于时间之河的多重性艺术，它见证了一个家族20余代的兴衰荣辱，如今虽已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沧桑，但拂去历史烟尘，透过时空隧道，我们不难发现飞檐翘角、青瓦高墙，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而且还代表着一段血脉相连的传承，体现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理念，展示了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历史沿革

　　所谓的“康百万”，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明清以来对以康应魁为代表的整个康氏家族的统称。“康百万”之称，也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封赐而来。

　　据考证，康家是明朝初年由赵氏携带儿子康守信从山西洪洞迁移到巩县（今巩义市）康店镇安桥西村安家，为解决温饱，康家在洛河岸边开了一个小饭馆。寒来暑往，小店逐渐成为河洛一带知名的客栈。康家第6代康绍敬也步入仕途，并置办土地和经商。到了明朝中期，康家已拥有大量土地和店铺，成了一方富豪，桥西村也由此改称康家店。

　　康氏家族从第六代到十八代连续富裕了十二代、四百多年，纵跨明、清、民国三朝。康氏家族人物中最为知名的当数：开始创业有成的第六世康绍敬，开辟大河行船、奠定百万基业的十二世康大勇，富跨三省、悬挂良田千顷牌的十四世康应魁，官居三品、大兴土木的十五世康道顺，接驾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宫回銮、被誉为康百万的十七世康鸿猷。

　　康氏家族船行洛、黄、运、沂、泾、渭六河，富甲豫、鲁、陕三省，财富无以计数。明、清时期，康百万、沈万三、阮子兰被中国民间称为三大“活财神”；民国时期则是“东刘、西张，中间夹个老康”，康百万为中原三大巨富之一，当时曾有民谚曰：“河里行的康家船，岸上种的康家田，路上跑的康家马，栈里借的康家钱。”“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可谓是其当时的真实写照。

　　成功密码

　　古人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然而，康百万家族12代兴盛、400多年不衰，彻底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断言。康百万家族是怎么发家致富的？这样一个商业帝国如何能够屹立数个世纪而不倒？有人说康百万靠河运发财，靠土地致富，靠“贡献”得官。这只是粗线条的肤浅的归结，跨入这片寨墙高筑的院落，听历史慢慢诉说因由，便会更加深入地了解康百万庄园的财富神话和商业传奇。

　　审时度势紧抓机遇

　　明清时期，传统“抑商”政策的削弱，使康百万家族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康家抓住商机，大胆经营。农、商、官结合，多种手段并举，互为促进，相辅相成。

　　一是贩盐起家。盐业从汉代以来都由国家经营，国家收入“半出盐赋”，明、清盐法有所改变：“行盐之法”主要由“官督商办”。当时经商暴富非盐业莫属。康家六代传人康绍敬读书致仕，初任河南洧川驿丞，后晋升为山东东昌府大使，担任管理地方水陆交通与官盐、税务的官员。康绍敬官不算大，但他却能利用明代实行“开中法”(以盐业推动边防及内地和重要仓库运输的办法)为家族在山东、河南之间贩盐提供信息和帮助。也为后来康百万家族经营山东，打下了重要基础。

　　二是“康朱联姻”。有一个有趣的传闻，说是明朝末期时的某一天，一艘小船自洛水顺河而下，行至巩县康店渡口，日晚泊岸。但见夕阳红云，烟霞氤氲处，邙山起伏如五龙朝天，中间一峰岭，正是金龟探海、独占鳌头之势。老者站立船头暗叹，真乃风水宝地也！于是老者携带家小，弃舟登岸访问村人，得知刚才所见之峰岭名曰五圣顶，其下住一康姓人家。老者欣然前去，并将女儿嫁与康家。此后康家家族兴旺，日渐发达，终成一方富豪。那老者原是洛阳朱姓大户，因乱出奔，无意间发现此处宝地，不惜以女相嫁。且康朱相配，有糠（康）猪（朱）得以茁壮，有猪（朱），糠（康）得尽其用，正是天合佳偶。

　　而历史的真实是，明末李自成攻占洛阳，诛杀明万历皇帝的第二子福王朱常洵，李妃落难，被康家收留，富上加富，锦上添花。其后，十一代传人康惠与李妃之女结婚，康家第十二代子孙皆出其门下。康朱联姻无异为康家的兴盛发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是开辟水运。清朝康熙皇帝为了保障京畿地区的物资需求和发展南北经济，特别重视水利问题。他曾经把三件重要的事情刻在宫中柱子上，这三件事就是平定三藩、河务、漕运，并采取了许多激励措施。康家十二代传人康大勇毅然放弃功名，打破传统“士不经商”的世俗观念，辞官下海。突破地域限制，建造大船，投资水运,做长距离运输贸易。在占领洛河造船和水运市场的同时，开辟山东基地。“先有康大勇，后有兰水城”，使康百万家族的经济势力范围，由中原扩大到鲁南广大地区和江、淮沿河一带。

　　四是军需合同。清朝嘉庆年间爆发于四川、陕西、河南和湖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起义，历时九载，是清代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因流动性大，而且多在山区作战，易守难攻，清军耗费极大。康家十四传人康应魁(堂号崇公)及时捕捉信息，疏通清朝军队将领勒保等人的关系，签订长年合同，供应百万清军棉花、布匹等物品，发了近十年横财，开辟了三原、泾阳、富平等棉花基地，“先有康崇公，后有泾阳城”。“头枕泾阳、西安，脚蹬临沂、济南。马行千里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富甲三省、船行六河”，就是这个时期流行的民谣。

　　五是抗捻赈灾。清朝中后期，继太平天国起义之后的捻军起义，给清朝统治以沉重打击，但也给北方的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康家第十五代传人康道平顾全大局，响应清廷号召，修寨垒堡、操办团练、抗击捻军、保乡保家，使捻军未能逾越康店一步，受到河南官绅和清廷重要官员赞赏。当时，康氏家族酿酒远近闻名，当地百姓云：“下济南，走西口，最想喝的是康家酒”。由于河南兵匪之祸及自然灾害不断，百姓吃不饱饭，康道平宁愿把粮食都赈济百姓，也不再酿造家酒请客送礼。河南知府陆襄便赐给康家一块“义赒乡里”匾额，并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禀报了康家赈灾之举。从庄园保留下来的大量石刻中，有许多是当时乡绅达官的颂辞，康家美名可见一斑。这对康家的生意也有着巨大的助益。

　　六是迎驾两宫。1900年5月，以英美为首的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之名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往西安。一年后，两宫返京途中路过巩义，由于当时河南财政亏空，当地的知府无力接待，于是就让康家出力。康家十七代传人康鸿猷慷慨应允，好事办好，斥巨资准备，盛情接待，又雪中送炭捐资清廷一百万银两。当时慈禧太后满意的说，没想到在这穷山沟里竟然还有百万富翁。第二年，康家被赐"神州甲富康百万"金匾，从而使康百万名扬天下。

　　多点布局 善于经营

　　从清朝中期开始，康百万已经和沈万三、阮子兰齐名，被称为中国民间三大“活财神”，到民国初期，"东刘、西张，中间夹个老康"，康家依然是中原三大巨富之一。康氏家族的成功得益于经营管理有方。

　　一是稳妥发展的理念。康氏家族基本采用了“多点布局、多种经营、互为补充、以点连面、长藤结瓜”的企业发展方式。把河南巩县作为大本营，然后扩展周边。根据经营需要，择机在山东、陕西开辟基地。经营品种多元化，钱庄、粮食、油料、棉花、布匹、丝绸、药材、木材、石头等，啥有市场、啥挣钱、啥方便做啥。按康家的判断，"天下平安、丰收者十之一，灾荒、战乱者十之九"。多点布局、远地布局，东方不亮西方亮。即是某个地区有兵荒马乱或自然灾害发生，另一个地方可以继续做、可以补充，以立于不败之地。

　　二是“相公制”管理模式。怎么把生意上纷繁复杂的事务管理的井井有条，康家在管理上动了很大脑筋，就是实行 “相公制”（职业经理人）管理法。相公制采用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即以老相公总管（相当于公司总经理），老相公对康百万家族的当家人负全责。老相公之下设四大相公（相当于部门经理），分工明确，管理内外事务。

　　康百万家族生意做大之后，在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分设了很多栈房（相当于分公司），康家的栈房分高、中、低三级，高级栈房设在重要城市和黄河大码头上，如西安府、开封府、济南府等。康家设立三个大相公分部负责河南、山东和陕西区域，管理高级栈房。分区负责的大相公之下设立若干相公，管理中心各栈房。相公之下又设小相公，负责重要的行政和业务工作。

　　康家最鼎盛时期，在各地设立栈房，分别设置有四老相公、八大相公、三十二相公和无数的小相公。栈房不仅管做生意，还兼管当地的土地的买卖和出租。这种管理很像一条“巨无霸”的章鱼，牢牢地把千里之外的财产紧紧掌控在康家家主的手中，就像我们现在的跨国、跨省、跨区域企业集团一样，节制有效、收放自如。康家还定时或不定时召集各地栈房的相公们回来述职，分析形势，研究问题，提供决策思路。他们就是依靠这样先进实用的管理方法，把家族企业变成为企业家族。

　　目前在康百万庄园中，保留着的相公窑仿佛还在诉说着当时相公们繁忙的工作场面。

　　三是重视选人用人。康百万家族打破传统的家族管理或宗亲式管理办法，重视网罗社会人才，他们从各地挑选有潜质的人进入栈房工作，经过实践锻炼，再根据其能力将其分别安排不同的“相公”岗位上。康家人连自己的儿子想当“相公”，也得经过这种方式选拔才可。

　　康百万家族家业遍布几个省，而康家人又特别恋家乡，不愿长期在外生活。而这些从各地选拔出来的相公们却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对工作兢兢业业，对康家忠心耿耿，对康家的生意规划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诚信为本 义中求财

　　诚信是做人之本,更是经商之道，而正确的义利观也是做人和经商的道德要求。康氏家族在经商过程中，坚持诚信为本、义中求财、以义制利、以义为上，营造了和谐的经商氛围。

　　在庄园幽深典雅的院子里有一口井，井台青石砌成，辘轳静静地横在上面，绳子缠绕出沧桑时光。井旁有一石板，上写“叶氏井”。古井无言，却默默记录着康家人讲诚信、讲义气、重乡情的一段往事。

　　在康家庄园里怎么会叫叶氏水井呢？导游告诉我们，这口井所在的土地原来是叶家人所有，与康氏为邻。康家扩宅院想买下叶家的地，叶家人表示地可卖但井不能卖，因为水代表着财源。地卖了，还能可以再买回来，财源卖了可要辈辈受穷翻不过来身了。康家以为叶家是想多卖一些钱，又派中间人去撺掇说和，只要地和井一起卖，价钱提高多少，由他们说。说了好几次，叶家还是一口咬定，卖地不卖井。按风俗乡规，付了定金后契约不能改变，地和井就得一起卖掉。如果打起官司，叶家准输。可当时的家主康大勇说：“强扭的瓜不甜。都是邻居乡亲的，咱得尊重人家的尊严和意愿，何必伤了和气呢？”结果康家盖房时就留下了这口叶氏井。

　　康家做生意重信轻利，有诺必应，有口皆碑。下面从康应魁泾阳焚棉事件中可窥一斑。

　　清朝嘉庆年间爆发白莲教起义，康应魁在陕西泾阳收棉花，按要求必须在冬天之前发至清军所用之地。但由于受到了当地一些兵匪势力的阻挠，水路运送棉花的船只受阻，棉花有点轻微发霉。一般商家都会低价出售减少损失，但康应魁却将一百多万斤棉花在泾阳河畔举火焚烧。又赶忙从河南、山东以更高的价格收棉以保质保时的送达清军处，正是此举为他赢得了一份长期的军需品订单，获得了巨额财富。

　　义中求财，重信轻利。良好的社会形象和社会认可度，使这些无形的资产转化为有形的资产，对康氏家族的长期繁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庸之道 留余他人

　　康百万庄园中康家主客厅上方，悬挂着一块造型独特的家训匾，也是康百万庄园中的镇园之宝“留余匾”。它的形状看上去既像一幅展开的书卷，又像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金底上面书写着“留余”两个黑色的篆体大字。匾额铭文南宋留耕道人王伯大的四句座右铭《四留铭》：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接着是明朝进士高景逸的两句话“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最后一句总结道：“若辈知昌家之道乎？留余忌尽而已。”

　　在康百万庄园内有很多类似“留余”意思的匾文或对联，体现出康家人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和对天地、对国家、对百姓、对子孙的一种思维及态度。“财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正常谋利，谋正当利，适可而止。康百万家族历代人也确实用行动落实了这一家训。

　　留余思想要求不可穷尽一切利益归己所有，要实现一定程度的利益均衡，保持人与社会、自然各种关系的和谐。康家热心公益，建学校、赈灾民，修筑黄河大堤等善举有口皆碑。据记载，康应魁75岁生日那年，族人和乡亲来为他祝寿，酒过三巡之后，他当众一把火烧掉了族人和乡亲们欠债的账目。他这种焚烧债契，仗义疏财的行为再一次在中原大地造成轰动效应。康家也因此被老百姓誉为“大善人”、“活财神”而广泛称颂。

　　日中则昃，月满则亏。忌盈忌满、过犹不及。这是儒家中庸之道的精髓所在。康百万家族平衡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大智慧，既有效消解了一些社会矛盾，也为自己获得了较为宽松的生存发展环境，更是康氏家族繁荣昌盛四百年的致胜法门。

　　重视教育 厚德传家

　　康百万家族重视教育，厚德传家。为确保孩子们得到良好教育，康百万家族投巨资设立儿童私塾、青年学馆、藏书楼，花大价钱聘请名师任教。据记载，名师中有举人孙涵三，他学习先人悬梁刺股的刻苦精神，一边背煤谋生，一边读书学习而中举。贡生康裕远，饱经风霜，阅历较深，曾做过知县的幕僚，为人正直，从不趋炎附势，却怀扶弱济贫之志。举人赵凤鸣，学识渊博且品行高尚。远近闻名的三位老师，在康家教了一辈子书，将毕生所学，尽传康家子弟。

　　置身康百万庄园，抬头俯首皆有匾额楹联与石刻碑文映入视线，内容无一不是以敬老、和睦、育人、行善为准则和家训名言，充满着经纶济世的智慧，蕴涵着深厚的人生哲理。例如，“留余”“致中和”“居贵敬”“行贵简”“端洁退让”“处世无他莫若为善，传家有道还是读书”“志欲光前惟是读书教子，心存裕后莫如勤俭持家”“友以义交情可久，财从道取利方长”“心术不可得罪于天下地，言行要留好样于子孙”等等。从这些遗存的匾额楹联当中，我们可感受到康氏家族对于子弟修身养性的重视，值得我们仰望和深思。

　　在庄园的一个院落里，有一张用青石板雕刻而成的桌子置于中央，它是康家人中秋节拜祭月亮时所用的石桌。石桌看似毫无特别，却暗藏玄机，原来在桌子底部竟刻有一篇文字反写的铭文。中秋月圆时，桌下放置水盆为镜，倒影映见文字。铭文书曰：“顽然一块石，谁道有精神？岂知经镂刻，还能见天真。刮去垢兮磨其光，棱角铮铮類珪璋……”。这篇别具一格、涵义隽永的《石案铭》反映出康家对于子弟的教育可谓别具匠心。就连中秋拜月、赏月之际，也不忘提醒、启迪后代子孙励志进取。玉不雕琢不成器，人不历练不成才，《石案铭》揭示的正是这个道理。

　　在康百万庄园南院，一间厕所的门楣上刻有“三上成文”四个大字。这一门楣取自欧阳修的《归田录》，意在提醒子孙后代即使是在厕上、马上、枕上，也可以学习和思考。足见康家长辈花了不少心思营造劝学的氛围，为督促后辈勤奋学习的良苦用心。

　　走在康百万庄园里，每一处的布局、每一处的建筑、每一处的细节，都让人折服而又肃然起敬。它是传统建筑之瑰宝、民间艺术之典范，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个家族兴盛的见证，它还代表着河洛文化所孕育的精神文明和商业文明。康百万家族不仅用诚信为本、义中求财的商业道德和锐意进取、善于经营的商业头脑成就了一代财富神话，而且用重视教育、厚德传家的良好风尚和报效国家，报效乡梓的赤子情怀留下了一段古今佳话。

　　康百万家族的辉煌虽已成为历史，但仍留给我们无尽的沉思与遐想。康百万庄园已经不是单纯的形物，它已化为一种元气、一种精神，渗透和飘荡在辽阔洛水之畔、巍巍邙山之上……

编辑:郭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