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之前的阎连科:我是直男,过去写的女性是简单化的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丛博 实习生 鲍弥佳
热门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和热播剧《三十而已》,引发了大众对都市女性群体当下生存境况的关注。
而更为庞大的乡村女性群体,却很少走进公众视野。“七大姑,八大姨”,这个总是逢年过节被拿出来调侃的群体,你是否真的了解?
著名豫籍作家阎连科在新书《她们》中,书写了家族中几乎所有的女性,试图阐释在这一百年的乡村历史进程中的女性命运。他坦言,女性的万千命运,苦乐哭笑永远值得被认真讲述。她们依照自己的性情在大地生长与消逝,平凡之中自有其动人之处。
8月16日下午,《她们》全国首发读者见面会在郑州松社举行,阎连科接受了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采访。

◆疫情能否诞生伟大作品需要时间过滤
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让阎连科宅在家里几个月,看书、写作是每天的日常,当然还会陪着家人看电视剧,“好多年没看电视剧了,看了《新世界》《安家》,还不错。”
有了整块的时间,没了外界的纷扰,创作效率更高,“写得更多也更快了,一部长篇小说很快就写完了”。
书架上过去没时间看的大部头书,也都开始消化。比如,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需要耐心去读,他过去一直想看但每次只能看20页,这回也一字不落读完了。
不过,集中时间的阅读,阎连科感受到的并非都是畅快,“过去特别渴望看的好多书,这次读了发现真的不好看。”无聊时,他尝试读了超级畅销作家东野圭吾的小说,“还是没有培养出来对东野圭吾的兴趣,看书是需要缘分”。
疫情之下,有一种声音说,这次疫情一定会诞生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对此,阎连科说:“任何异常巨大的灾难,是需要时间过滤的,过滤十年八年,如果有伟大作品,一定是比我年龄小的一代人写出来的,疫情还没有结束,有的小说已经出来了,对这种小说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阎连科的另一个身份是在大学教授写作。疫情期间上网课,为了让屏幕另一端的学生们提起兴趣,他比过去更认真地准备课件,但效果却不如往年,“网课特别无趣,学生们今年不如往年写得好”。

◆“我是直男,过去写的女性是简单化的”
2009年,阎连科的《我与父辈》出版后,有朋友建议趁热就高,再写一本家族女性的系列散文作为《我与父辈》的姊妹篇推向市场。
但最终硬着头皮没有动笔,他在《她们》的自序中写道:“我不想把我家族中的女性写成父辈一样的人。因为在那块土地上,虽然女人也是人,然那块土地又规划她们终归是女人。”
新书中,阎连科试图阐释在这一百年的乡村历史进程中,裹小脚没有了,包办婚姻没有了,但是女性命运的精神本质,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依然可以看到几代女性的日常存在,生老病死,多少有些像浑浊的流不动的河。
接受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专访时,阎连科回顾过去作品里的女性角色时说:“我们以前文学上对女性是不够尊重的,我们写的女性是简单化的,整个中国文坛的男性作家,我这一代人,女性角色塑造是最大的一个短板。我经常说我是直男,对女性写的最不好。”
他梳理说,自己写了几百个女性,都是简单化的思想,其实只有三个女性角色:女英雄、贤妻良母、荡妇。“过去作品里对女性的尊重是不够的,有时意识到,但不一定能写出来。我觉得至少要有一点,女性是有选择权的,此前女性的选择,多是小说里的男性所安排的,或者作者为了故事而安排。”
《她们》让阎连科对女性有了更深的思考,“我生活中对女性的尊重会超过以前,在写作上对女性的理解也会更加丰富一点”。

◆女性主义并没有从字面真正走向实践
这部散文集中,讲述的是家族的乡村女性,与社会中讨论最多的都市女性似乎不是一个群体。阎连科强调,乡村女性占中国女性70%人口,但现在讨论更多的是大城市女性的变化,放在全中国,乡村女性的问题是最普遍的问题。
当然,乡村女性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城市女性观念的影响。“乡村文明其实很多是农民工带回去的,社会关注最多的是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的贡献,或者挣了多少钱,而他们把城市文明带回去嫁接到乡村,这是我们普遍关注不够的。”
从家乡走出去许多年的阎连科,这次将目光放回到家族女性,但叙述依然贴合,“其实隔阂已经非常大,一个人从乡村到城市去,见识多理解不一样,但你是要回头理解他们的,理解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味批判,不同观念,没有谁比谁高一等的问题”。
《她们》出版后引起了关乎女性主义的热烈讨论,阎连科坦言:“没想到大家关心的都是女性主义的话题,我是当成散文去写,是从女性视角进入的。”
对于近年来外界看来很热的女性主义话题,在阎连科看来,这是一种错觉,“女性主义并没有从字面真正走向实践,落实到人们生活中,如果都是纸上到纸上的讨论,包括现实中公司对女性看待没有变化,不认为有成效的”。
那文学能起到怎样的作用?阎连科说,文学不负责解决问题,但可以提醒这个问题,可以让我们意识到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男性女性的理解,至少唤醒对人的尊重。

◆一些散文强调“美”,而不能坦诚面对真实
对于散文和小说创作的不同,阎连科说,写小说是天马星空,他喜欢没有逻辑的荒诞的故事,“谁能告诉我一个不可能发生的故事,我会很开心”,而写散文是表达自己温情、懦弱的一面。
“小说是虚构的真实,散文是生活的真实。小说是故事,节奏非常快,不可能停下来去描写,散文是随时可以停下来的;小说渴望的是无逻辑,散文必须尊重生活的逻辑。”他希望自己在散文创作上有大的变化,“散文非常地陈旧,一想到父亲就是朱自清《背影》,一想到母亲就是史铁生《我与地坛》,都太传统老套。所谓‘形散神不散’,都是需要重新思考的,散有什么不好呢?”
阎连科说,散文难就在一些作家做不到百分之百的传承,有虚伪的地方,都是强调“美”,而不能坦诚面对真实,但生活不是这样。小说可以无尽表达各种方面,但散文中间或多或少要面对内心世界。
近些年,阎连科和文坛保持着一定距离,他喜欢这种“互不搭理,各自为政”的状态,“和文坛保持恰当的距离,并不是我写得很好,我觉得一个作家百分之百融入文坛是悲哀的。”
编辑:魏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