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中国黍 映照满天星

　　中罗联合考古发现欧亚大陆东西两端曾有史前文化交流

　　一粒中国黍 映照满天星

发掘区域航拍图

此次联合考古项目所发掘的遗址位于罗马尼亚雅西市以南约三十公里的多布若瓦茨村。图为发掘现场。

红烧土房屋是库库特尼文化中最常见的一类遗存，也是此次中罗联合考古发掘揭露的主要对象。图为遗址七号房屋出土的红烧土块。

遗址出土的穿孔石斧。

遗址6号房屋倒塌堆积及陶器碎片。

中国—罗马尼亚联合考古项目从2019年起，到目前已开展数年。图为双方考古工作人员在交流。本文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1921年，在河南仰韶村取得突破性考古发现后，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就发现的彩陶与欧洲考古学家进行交流，认识到其与中亚的安诺文化、东南欧的特里波利耶文化彩陶纹饰具有相似性，并就此得出仰韶文化西来的初步假设。巧的是，当初安特生向德国考古学家胡伯特·施密特求教时，施密特曾毫不留情地批判安氏仅依据纹饰相似性便将它们归为同源的做法有失严谨。而施密特正是安诺遗址与罗马尼亚境内特里波利耶文化典型遗址—库库特尼遗址的主要发掘者。

　　虽然“彩陶西来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已被完全摒弃，然而仰韶文化与库库特尼—特里波利耶文化在文化进程和总体特征上的相似性依然引人遐思。

　　库库特尼—特里波利耶文化是东南欧地区一支重要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东南欧地区的相关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与研究，不仅可以发挥考古学跨区域长时段对比的学科优势，而且还可以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史前文化的独特性提供不可多得的域外视角。

　　中国考古人首次在欧洲发掘

　　2019年7月至9月，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中国考古工作者首次踏上欧洲的土地，在欧洲史前文化的发祥地东南欧开展了中国—罗马尼亚联合考古项目的首次发掘。

　　该项目研究团队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罗马尼亚科学院雅西考古研究所、雅西摩尔多瓦国立博物馆等多家单位的10余位科研人员组成。所发掘的遗址位于罗马尼亚雅西市以南约30公里的多布若瓦茨村。

　　这是一处库库特尼文化早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4200年）的聚落。它坐落在村庄以南约3公里的丘陵顶部，东邻布达森林，西部为开阔的农田。前期初步的地磁勘探结果显示，该遗址的文化堆积层次较单一，在靠近森林边缘的耕土层下分布有9座红烧土房屋倒塌堆积，保存状况较好。遗址文化堆积分布范围南北长约260米、东西宽约220米，面积近6万平方米。其中近2/3被布达森林所覆盖，只能进行小规模试掘或勘探；另外1/3处于农耕区，适宜进行大面积开放式发掘。

　　2019年、2023年和2024年，联合考古队对2至9号8座房屋的倒塌堆积进行了重点揭露和清理，发现了保存较完整的红烧土房屋、用于丢弃生活垃圾的灰坑等遗迹，还有数量众多的陶片、石器和骨器等遗物。其中，不少陶片是绘有精美纹饰的彩陶片，纹饰主题主要是库库特尼文化早期常见的红白彩音符状S形及螺旋形纹。

　　红烧土蕴含丰富历史信息

　　红烧土房屋是库库特尼文化中最常见的一类遗存，也是我们考古发掘揭露的主要对象。我们通过与罗方同行合作发掘，认识到了红烧土房屋倒塌堆积本身的复杂性，看似普通的红烧土块其实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比如当时的建筑材料、建造技术、废弃和倒塌堆积形成原因等。

　　这些红烧土块原本都是木骨泥墙式房屋的组成部分，大多数红烧土块的表面可以清晰看到半圆形或方形的木骨印痕。红烧土块坚硬的质地表明，房屋在废弃的过程中曾经过剧烈的火烧。嵌于草拌泥中的木骨作为承重框架在被烧蚀后，整座房屋便轰然倒塌，从而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红烧土房屋倒塌堆积。

　　为了最大程度地记录红烧土块上的木骨印痕，复原房屋木质框架的搭建方式，我们在提取红烧土块后，都会按网格对其中的红烧土块进行现场翻转拼合，然后用相机对其进行三维摄影，便于后期进行室内三维模型的重建。有些保存较好的大块红烧土经过拼合后，其背面往往会发现一条直径15至20厘米的半柱形印痕。根据相邻网格拼合复原起来的印痕的走向，我们就大致可以推测出哪几组印痕属于同一面墙体，进而推断墙体倒塌的方向以及相邻墙体的叠压关系。

　　目前揭露的这几座红烧土房屋中还未发现明确属于房顶的部分，所以暂时推测这些房屋的顶部是用没有敷涂草拌泥的有机物质搭建而成，它们在房屋着火的时候很快被烧蚀了，因而没有留下任何遗迹。地板的龙骨是用一条条圆木并排铺成的，其上再涂抹薄薄一层草拌泥作为地坪面。房屋的门道很多情况下无法确认，仅能根据红烧土堆积的厚度和密度的相对差异予以推测。

　　库库特尼文化的房屋平面一般呈长方形，长宽在6至8米不等。大多是单层建筑，少数也有双层阁楼设施。从目前勘探的结果来看，多布若瓦茨遗址整个聚落的房屋呈排状分布，相邻房屋之间有8至10米不等的空白区域，这些地方往往分布有少量的灰坑。房屋内部发现的可复原的生活所用陶器不多，这表明房屋在废弃前人们曾有意地将房屋进行腾空。一些被红烧土块叠压的陶片边缘可见明显的蜂窝状熔融物，一些石器或石块也呈现出明显的热裂痕迹，足见当时房屋内火势之剧烈。

　　不过让人困惑的是，目前揭露的红烧土房屋堆积下竟然没有发现任何大块的木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仍待探索。

　　开展科学研究与学术合作

　　库库特尼文化时期的房屋在废弃倒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处遗址都未有大规模人类活动的迹象。直到约公元前两千纪中后期，一群早期铁器时代的先民才又在此处定居生活。他们遗留的主要活动迹象就是一座座平面呈圆形的灰坑，这些灰坑直接打破在库库特尼时期红烧土的倒塌堆积中。

　　通过对这些灰坑采集土样进行浮选，我们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炭化黍粒。这是中国考古工作者首次在欧洲地区发现早期黍类农作物遗存。

　　作为中国本土起源和驯化的主要农作物之一，黍具有生长周期短、耐寒、抗旱的生物学优势特性，深受许多处于生态边缘地带、具有高度流动性人群的青睐。

　　公元前两千纪中后期，随着欧亚大陆北部气候转向干旱，早前的农业人群逐渐开启了游牧化进程。不同人群在东西向上的季节性迁徙与相互接触和交流形成了比历史时期“丝绸之路”早1000余年的“史前丝绸之路”。就是顺着这条欧亚大陆的“史前丝绸之路”，中国北方起源的黍被人们有意选择进行栽种和传播，穿越中亚和近东，最终到达欧洲。这一粒粒毫不起眼的黍，是当之无愧的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盛况的见证者。

　　库库特尼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若干文化特征都与大致同时期的仰韶文化高度相似，印证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一般性规律。比如两者皆处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铜石并用时代，皆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经济形态，制陶工艺发达，社会分层和分化不明显，空间拓展皆以农业人群的扩散为原动力，都流行使用彩陶器、建造木结构房屋并且大范围产生红烧土房屋倒塌堆积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库库特尼文化晚期（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800年），一些典型的彩陶在器型和纹饰上与我国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彩陶表现出耐人寻味的趋同性。马家窑文化作为仰韶文化晚期在中国西北地区的继续发展，创造出了第二个史前彩陶艺术的高峰。其西渐的发展态势为中华文明极大拓展了发展空间，并在公元前两千纪初与其西部的相邻地区发生最早在考古证据上可见的跨区域文化交流现象。而远在欧亚大陆另一侧的库库特尼文化在其发展末期，随着众多超大型向心聚落的崩溃与解体，迫使大量人群向东扩散进入中亚地区，青铜时代由此开启。

　　一鲸落而万物生。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空前繁盛的彩陶文化虽未曾发生过直接文化交流，但是它们的文化余波却如涟漪般扩散开来，并在千年后发生碰撞，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历史必然呢？

　　100年前，囿于世界范围内零星的史前考古发现，安特生不可避免地将中华文化的源头指向西部的中亚乃至东南欧地区。100年后，中国考古学发展已臻成熟，史前文化的格局“满天星斗”。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走出国门，前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与当地同行开展科学研究与学术合作。只有我们放眼世界文明的“满天星斗”，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明的独特之处。

　　（温成浩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杨猛、刘启系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助理馆员）

编辑:祝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