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洛阳城丨镇馆之宝中的文明密码 探秘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琮 摄

绿松石龙形器。

乳钉纹铜爵。

网格纹铜鼎。受访者供图

洛阳市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本报资料图片

　　“绿松石龙形器、乳钉纹铜爵、网格纹铜鼎与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不仅是夏王朝工艺的巅峰之作，更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物化见证。透过这些文物，我们看到了解码华夏文明源头的一把钥匙。”

　　——李文初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长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高雅

　　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二里头遗址作为“华夏第一王都”，承载着夏王朝的辉煌记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以丰富的馆藏文物，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礼制文明的萌芽。

　　绿松石龙形器：龙图腾的正统根源

　　2002年，考古队在二里头遗址3号宫殿基址的贵族墓葬中，发现了一件被泥土掩埋的绿松石器物。

　　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这条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拼嵌而成的“龙”逐渐显露真容。其总长度60多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龙身蜿蜒起伏，龙首托于梯形基座上，青白玉的鼻梁、绿松石的鼻头、圆饼形白玉的眼睛，衬托出威严与灵动并存的龙的形象。

　　清理过程中，考古人员面临巨大挑战：绿松石片很薄，稍有不慎便可能移位损毁。最终，团队采用整体提取法将文物运至实验室精细修复，让这条沉睡3700年的“龙”重现于世。

　　绿松石龙形器制作精美，每片绿松石均经切割、打磨、抛光，长度为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龙身鳞纹以菱形绿松石片错落排列，尾部渐变为圆弧隆起，仿佛在游动。

　　尤为独特的是，龙身下方发现一件绿松石条形饰，通过红色漆痕与龙尾相连，考古人员推断其可能附着于织物或木质载体上，用于各类仪式等场合。不少学者认为，这一绿松石龙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网格纹铜鼎：王权礼制的萌生之器

　　网格纹铜鼎，1987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鼎。

　　网格纹铜鼎通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底径10厘米，收口、圆腹、平底、锥状三足，腹饰不规整的方格纹，口沿上有两个半环状耳，整体延续了中原龙山文化晚期陶鼎的朴拙造型，材质却是当时的贵金属——青铜，是铜与锡、铅等的合金。

　　作为二里头遗址迄今为止出土的唯一青铜鼎，网格纹铜鼎三足呈四棱锥状，厚度仅1.5毫米。鼎本是寻常物件，用来烹煮食物，当它从陶鼎变成青铜鼎，就有了礼器的功能，是王权礼制萌生的象征。

　　乳钉纹铜爵：青铜时代的礼仪之光

　　1975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乳钉纹铜爵，高26.5厘米，总长31.5厘米，束腰平底，三锥足细长，流尾修长如燕展翅，一侧有耳形的握手“鋬”；腹部有凸线列乳钉纹，乳钉纹铜爵也因此而得名。

　　乳钉纹铜爵长流尖尾，清逸舒展，形态修长，极富美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器之一，被誉为“华夏第一爵”。

　　同时，它也向我们展示了夏朝时期青铜冶铸技术的高超和设计的巧妙，器身侧棱的“范线”展示了复合范工艺的应用——工匠需分别制作内外范，精准合范后浇铸铜液。这种技术突破了此前仅能制作小型器物的局限，为商周青铜鼎、簋等大型礼器的出现奠定基础。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金玉共振的瑰宝

　　1984年，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在二里头遗址11号贵族墓出土。这件长16.5厘米、宽8—11厘米的铜牌饰，以青铜铸成圆角凹腰形框架，表面微凸，镶嵌数百片形状各异的绿松石，构成抽象的兽面纹。兽面双目以浑圆的绿松石点睛，鼻梁与脊线贯通，整体图案古朴神秘。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的制作工艺堪称史前“高定”：先以青铜铸出镂空兽面底衬，并在上方装饰兽面纹，纹饰之间镶嵌数百片细小的绿松石片，牌饰两侧还安装有两组环钮，加工精巧丝丝入扣，历经数千年竟无一脱落。

　　它的出土将成熟镶嵌工艺的出现时间从春秋战国提前至夏代，说明在夏代我国就已经将镶嵌技艺发展成一门独立艺术——青铜镶嵌艺术。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时安放在墓主人胸部，从两侧有对称的穿孔钮可见它可能是穿缀系于主人胸前，作为沟通天、地、神、人的重要载体。

　　如今，这件“金玉共振”的瑰宝静静陈列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幽绿的松石与青铜锈色交织，无声诉说着中国青铜时代早期的辉煌。

编辑:祝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