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河南丨从河南考古新发现看中华文明起源

荥阳楚湾出土彩陶

郑州西山遗址出土彩陶

永城王庄出土玉铖

荥阳楚湾出土陶器

永城王庄出土陶器 作者供图

　　■开栏的话

　　5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即日起，河南日报理论周刊开设“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河南”栏目，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重要论述中选取与河南有关的经典语句，学习领悟、解读阐释，深刻展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厚底蕴和实践伟力，助推河南文化繁荣兴盛。

　　考古工作要继续重视和加强，继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安阳殷墟遗址时指出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值得我们多到实地去寻溯。

　　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2025年5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洛阳龙门石窟时指出

　　□袁广阔

　　河南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关键区域。近年来，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围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项目，持续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多个重要遗址的发掘成果为中原地区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提供了关键性证据。中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其文明化进程经历了从裴李岗文化的奠基到仰韶时代的加速发展，最终催生了早期国家在中原出现。本文以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原文明形成的阶段性特征，分析其社会结构、经济模式、精神信仰等方面的演变，揭示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核心地位。

　　一、层见叠出：各时段考古新发现应接不暇

　　裴李岗文化（距今9000—7000年）

　　近年来，裴李岗文化考古工作捷报频传，一系列重大发现逐渐还原出距今9000到7000年前中原大地的史前社会图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贾湖遗址的持续发掘中，累计清理出200多座墓葬。令人惊叹的是，有的大墓随葬成组的龟甲、骨笛、象牙雕版等，男性墓主身旁多伴石铲、石斧等狩猎利器，女性墓葬中则静卧骨针、纺轮等纺织工具，这些随葬品的出现暗示当时社会分化与社会分工的萌芽。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安阳市文峰区小八里庄村南地，新发现一处裴李岗文化环壕聚落遗址。聚落东西最宽约230米，南北长约150米。出土陶器器型有泥质红陶小口双耳壶、平底罐、三足钵，夹砂侈口深腹罐、直口罐（盂）等，石器种类有石铲、石斧、石磨棒、石磨盘等。安阳八里庄遗址是裴李岗文化分布的最北界，其发现填补了安阳地区乃至整个豫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空白。此外，新郑裴李岗遗址首次发现了人面獠牙、脸谱式人物形象，西平县谢老庄遗址惊现配套完整的水井与大型陶塑。这些新发现正重新定义着学术界对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认知。

　　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

　　仰韶文化早期：安阳南务村遗址为后冈一期文化遗址，清理出半地穴式房基、灰坑等遗迹，出土大量以泥质红陶为主的陶器，包括鼎、钵、盆等典型器形，墓葬为竖穴土坑墓，既包含单人葬，也有多人合葬和儿童瓮棺葬。焦作大陆村遗址发现仰韶早期环壕聚落，是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形制最完整、保存状况最佳的仰韶文化早期环壕遗址。该遗址内出土大量泥质红陶片，以及平底钵、甑等典型器物，展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骨骼种类丰富，包括鹿、牛、猪、狗等家养和野生动物，反映出当时多元的生业经济。

　　仰韶文化中期：荥阳清静沟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仰韶文化城址，遗址中心由内向外分布有四重环壕，在第三条壕沟内侧发现夯土墙体。苏羊遗址位于宜阳县张坞镇苏羊村西部，从2021年开始，经过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仰韶早期、中期、晚期和龙山时期四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仰韶中期发掘出一批房址、灰坑、窖穴等遗迹。灵宝北阳平遗址作为仰韶中期庙底沟类型的典型代表，发现有大型半地穴式房基，出土精美的彩陶。这些彩陶不仅是史前艺术的杰作，更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见证了庙底沟文化在黄河中游地区的广泛影响。

　　仰韶文化晚期：近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在郑州大河村、西史赵，荥阳青台、秦王寨、点军台、汪沟，巩义双槐树等数十处遗址发现了丰富的大河村文化遗存，特别是在郑州西山、大河村和荥阳点军台遗址还发现了夯土城墙。双槐树遗址的系统发掘持续多年，这座面积达117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展现出令人惊叹的规划水平，三重环壕构成的防御体系、四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墓地，以及大型夯土建筑群和院落式基址等高级建筑遗迹，无不彰显其作为区域中心的地位。新发现的随葬玉钺、龟甲的墓葬、大型版筑建筑遗迹，表明当时已存在相当成熟的建筑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

　　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南阳黄山发现一处60余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其中“前坊后居式”的制玉作坊、随葬长弓玉钺的大型墓葬、史前码头与人工环壕最为引人注目。2023年，考古工作者在遗址中心区发现一处墓葬分布密集的大汶口文化墓地，出土一批玉器、绿松石及大量实用陶器，以及规模宏大的聚落、集中排列的大型墓群。这两处遗址为研究中原与周边地区古代文明进程提供了新的关键性材料。

　　由此可见，裴李岗文化作为中原地区最早的农业文明之一，已经出现定居生活和社会分工的雏形。而仰韶文化城池的发现则标志着中原文明化进程的加速，聚落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结构的复杂化成为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

　　二、筑基起源：“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

　　裴李岗文化与中原文明奠基

　　裴李岗文化是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代表性文化，其农业经济已初具规模。遗址中出土的石铲、石斧、石镰等农具种类多样、制作精良，且已实现一定程度上的专业化。粟和稻已经驯化，并成为人们重要的食物来源，农业经济稳步发展。农业的发展也催生了明确的性别分工：男性墓葬多随葬耕作工具，女性墓葬则常见粮食加工工具，如石磨盘、石磨棒。这种分工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强化了社会协作。此外，家畜饲养（猪、狗）和渔猎仍是经济的重要补充。

　　裴李岗先民已形成稳定的定居生活，聚落布局体现出一定的规划理念。向心式聚落出现，如唐户遗址揭露的40余座半地穴式房址呈向心式分布，门道多朝向中心广场，这种空间布局显示出强烈的社群认同意识。贾湖等遗址居住区与墓葬区严格分离，陶窑、窖穴等经济设施出现，反映定居生活的形成。墓地排列有序，随葬品差异较小。但贾湖遗址的特殊墓葬中出土的骨笛、龟甲、叉形器等祭祀道具，表明专职巫师阶层的出现。这些巫师通过仪式沟通人神，逐步成为社会权力的掌控者。

　　“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

　　裴李岗文化之后，中原进入到仰韶时代。原裴李岗文化分布区的各个类型通过影响或整合重组演变为不同性质或类型的文化。裴李岗文化作为中原文明的奠基者，在其文化末期通过整合重组，影响或孕育出半坡类型、枣园类型、后冈一期文化、下王岗一期类型和北辛文化等六大文化类型，形成了辐射四方的文化影响力。

　　在西部关中地区，临潼零口遗址的考古发现揭示出裴李岗文化对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产生的影响仍然存在。该遗址特有的尖底罐和小口双耳壶等水器传统，直接源自裴李岗文化，也印证了零口文化作为半坡类型的一个重要来源的认识。

　　晋西南豫西北的枣园类型则展现了与裴李岗文化的紧密关系。其环壕聚落、多样建筑形制及丰富的陶器组合，如深腹罐、红顶钵等，均与裴李岗文化一脉相承。新安荒坡遗址的地层关系更直观呈现了两者的文化延续性。

　　后冈一期文化在冀南豫北地区蓬勃发展，其半地穴式房址和独具特色的陶器群，如各类鼎、钵、小口壶等，都能在裴李岗文化中找到原型。这种文化传承在豫中地区表现得尤为显著。

　　考古发现表明裴李岗文化最南可以影响到长江南岸，湖北宜昌枝城北遗址出土有丰富的裴李岗文化遗物。南阳盆地至丹江流域的下王岗一期类型，清晰展现了裴李岗文化向仰韶文化的过渡轨迹。方城大张庄等遗址完整呈现了这一文化演变序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裴李岗文化对山东北辛文化的影响尤为深远。从葬俗、随葬品到制陶工艺、器类（三足钵、高领壶），两地文化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考古证据显示，裴李岗先民可能沿济水东进，将先进文化因素传播至山东地区。

　　作为中原早期文明的代表，裴李岗文化不仅开创了农业定居的新纪元，更通过“裴李岗化”进程，在距今7000年左右形成了统一的黄河中下游文化圈。其先进的生产技术、社会组织和精神信仰，为后续仰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最终促成中华文明在中原地区的诞生。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所言，正是由于地处中原核心的裴李岗文化的强大作用，才使黄河流域的文化紧密连接在一起，从而于公元前第九千纪形成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文化区”；才使黄河下游、汉水上游、淮北甚至长江中游地区文化也与中原文化区发生较多联系，从而形成“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

　　三、古国兴起：中原文明化进程的加速

　　公元前3600年前后，以庙底沟文化东迁为起点，郑州巩义清净沟城址的出现为标志，中原地区迎来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仰韶文化晚期的大河村文化迅速崛起，成为中原史前文明发展的关键转折点。这一时期，聚落规模扩大、人口激增、文化交融加剧，社会结构从氏族公社向更复杂的分层社会转变，最终催生了早期国家的雏形——“河洛古国”，标志着中原文明化进程的全面加速。

　　文化汇聚与族群融合

　　大河村文化以嵩山为中心，分布范围广阔，西至洛阳盆地，北抵太行山南麓，东达商丘—菏泽一带，南至南阳—襄阳地区。与典型的仰韶文化不同，大河村文化在继承庙底沟彩陶传统的同时，广泛吸收东方大汶口文化、南方屈家岭文化的因素，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面貌。

　　考古发现表明，大河村文化聚落中出现了大量外来文化因素。例如，大河村遗址的房址内出土成组的大汶口文化陶器，部分墓葬中随葬屈家岭式背壶。人骨考古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现象——西山、大河村、楚湾等遗址发现的枕骨变形、人工拔牙等习俗，正是大汶口文化的典型特征。这些证据共同揭示大河村文化并非单一族群的文化，而是多族群融合的产物。

　　目前发现的大河村文化聚落约有300处，主要分布于贾鲁河、双洎河上游及支流沿岸，伊河南岸和洛河、黄河之间，颍河、北汝河上游及支流沿岸，沁河下游及支流沿岸。大量遗址的出现是人口增加的反映，显示出这片区域的繁荣景象。

　　父系社会的形成

　　近年来，科技考古的突飞猛进为揭开史前社会的神秘面纱提供了全新视角。通过古DNA、锶同位素等前沿技术的应用，考古学家们得以窥见仰韶文化时期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距今约6000年前后，一场社会转型正在中原大地上演——母系社会逐渐让位于父系社会。

　　考古工作者首先在邓州八里岗遗址发现一座大型合葬墓（M13），其中记录了126位先民跨越200余年的生死故事。线粒体DNA检测显示，这些死者来自三个母系血统，但各有一对出自同一母系。因此，M13中死者的群体不是出自一个母系，但彼此间又多有母系血缘关系，群体的继嗣系统应当是父系。这一发现犹如一把钥匙，解开了当时社会结构的密码：群体已采用父系继嗣制度，母系血缘关系不再是维系社会的唯一纽带。

　　嵩山南麓的汝州洪山庙遗址同样发现了大型瓮棺二次合葬墓，墓葬显示氏族成员间仍保持着相对平等的地位，贫富分化尚不明显，但社会结构已悄然改变。家庭独立性日益增强，儿童被正式纳入氏族体系，男性生殖崇拜开始取代女性生殖崇拜。

　　仰韶文化晚期，巩义双槐树遗址的发现为我们展现了更为成熟的父系社会形态。郑州大学的人骨研究揭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女性身材普遍矮小却骨骼粗壮，肌肉附着点异常发达。这一发现暗示着当时女性虽然营养状况不如男性，却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锶同位素分析则告诉我们，在检测的93个个体中，至少有15个来自其他部落，其中女性来源尤为多样。这些外来女性很可能通过婚姻进入聚落，而男性则多为本地居民。

　　这些科技考古的证据明确了跨部落的通婚逐步建立，父权特征日益显著。双槐树遗址展现的已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父系氏族社会，甚至可能已具备早期国家的雏形。

　　这场发生在6000多年前的社会转型，其意义远不止于性别关系的调整，它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标志着社会组织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古国时代的社会模式

　　父系制度的确立促进了更大范围的社会整合，为权力集中和社会分层创造了条件，最终推动中原地区迈入文明社会的大门。双槐树聚落规格极高的大型房屋、夯土建筑群、版筑高台建筑和祭祀相关的奠基瓮棺葬、祭坛、人祭坑、兽祭坑等的发现，无不表明双槐树聚落阶层分化和礼制概念的产生，而这是周边同时期聚落所不具备的，表明双槐树聚落的社会已经高度复杂化。尤其是郑州地区，环壕或城址聚落大规模出现，拱卫在双槐树聚落附近，从而形成以双槐树聚落为核心，多个中心/次中心和中小型聚落构成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这样的社会形态已经可以称为古国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提出，距今5500年中国史前社会已进入“古国”阶段，其中仰韶文化古国呈现出鲜明的“王权—军权”相结合的政治模式。这一模式在中原地区的形成，不仅体现在聚落等级化、城址与大型建筑的兴起，更反映在社会治理理念与权力结构的演变上，为后世三代王朝的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这一模式的确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聚落等级化体系的确立标志着权力中心的形成。以双槐树遗址为核心的中心聚落与周边次级聚落构成的层级结构，反映出社会权力已向特定区域集中。同时，西山、大河村等城址及多重环壕的出现，不仅具有防御功能，更体现了军事权力与社会资源调配能力的结合。

　　其次，大型礼仪建筑的兴建展现了早期宫室制度的雏形。双槐树遗址的大型夯土建筑群已具备行政、礼仪等多重功能，其建造技术直接影响了后世三代宫室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建筑群以世俗事务为核心，与红山、良渚文化的神权倾向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中原政治权力的世俗化特征。

　　最后，社会治理理念的务实性构成了这一模式的思想基础。仰韶文化不尚奢华、不重神权，而是推崇对社会治理有实际贡献的领导者。这种务实理念培育出能够统筹军事防御、组织公共工程的统治者，形成了军政合一的权力结构。

　　相较于其他地区的神权政治，中原的“王权—军权”模式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它以世俗化的权力基础、军政结合的管理方式、重视集体协作的伦理观念为特征，不仅为龙山时代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更深刻影响了夏商周三代的政体建构。这一模式所体现的务实精神与秩序意识，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基因。

　　总之，中原文明化进程的关键阶段，大型聚落的出现和城墙、环壕的修筑，表明社会已形成层级化管理。双槐树遗址的规模远超周边聚落，其宫殿式建筑、祭祀遗迹等，均指向一个跨聚落群的政治实体，可能已具备早期国家的特征。

　　四、中原文明的高度及其历史贡献

　　中原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在史前时期就已展现出惊人的发展高度，其卓越成就不仅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更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制度创新方面，中原率先走入父系社会，形成王权国家注重血缘关系的架构；突出社会秩序的稳定，显示出尊贵轻富、尚朴重礼的特点。部族成员普遍实行薄葬，少有大型礼仪建筑，他们利用黄土肥力和适宜环境，倾力于民生，并注重军事实力整体提升，奠定了“轻宗教而重民生”的制度，对周边同时期的大汶口、屈家岭等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原的礼制文明的萌芽可以追溯到9000年前的贾湖遗址，这里出土的龟甲、骨笛等器物证实了早期祭祀活动的存在。到仰韶文化时期，礼制发展已初具规模，双槐树遗址发现的“一门三道”高台建筑、四重环壕聚落等，都显示出礼制建筑的规范化特征。值得注意的是，酿酒技术的发展与礼制活动密切相关，从贾湖遗址到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酒类残留物表明，酒不仅是日常饮品，更是人神沟通的重要媒介，酒礼器由此成为礼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物质文明方面，中原地区的技术成就尤为突出。丝绸的发明堪称世界纺织史上的里程碑，荥阳青台遗址出土的5500年前的丝织品残片、双槐树遗址的牙雕蚕，楚湾的玉蚕蛹都证明中原地区是世界上最早掌握养蚕缫丝技术的区域。这些丝绸产品不仅工艺精湛，还通过文化交流传播到长江流域等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农业技术的发展同样令人瞩目。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在黄河流域的广泛传播，不仅解决了先民的生存需求，更通过河西走廊向西传播，这种农业技术的交流与创新，展现了中原文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建筑技术的突破是中原文明的又一亮点。大型房基采取整塑整形的建造方式，先用木料搭好房子的框架，然后用草拌泥塑出整体形状，再用火反复烧烤直到全部烧透，最后才是用茅草盖顶，具有防雨防潮、坚固耐久的优点，代表着当时建筑技术的最高水平。白灰面技术的应用使地面更加坚固平整，这在仰韶文化晚期遗址等众多聚落中都有体现。夯土版筑技术的成熟则推动了大型建筑的发展，从城墙到宫殿基址，这一技术被龙山文化广泛应用；土坯建筑技术，这种用泥土掺和秸秆等材料制成的建筑构件，既经济实用又坚固耐久，郑州大河村、辉县孟庄遗址中已有大量发现。这些建筑技术的创新，不仅改善了先民的居住条件，更为后世中国建筑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原文明的高度还体现在其深远的影响力上。从礼制文明中发展出的伦理观念，如敬天法祖、仁礼并举等思想，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丝绸等发明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世界各地；农业技术的交流促进了欧亚大陆文明的发展。这些成就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特质。

　　结语

　　新的考古发现共同描绘出一幅中原文明演进的壮阔图景：从早期环壕聚落的出现，到大型都邑性遗址的形成；从简单社会组织的萌芽，到复杂社会结构的建立；从村落聚落到邦国林立；从原始信仰到系统礼制，每一步都凝聚着先民的智慧与创造力。这些成就不仅书写了华夏文明的辉煌篇章，更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原文明所达到的高度，不仅体现在物质技术的创新上，更表现在精神文化的深度中，这正是其能够绵延数千年而不衰的根本原因。中原文明的形成是一个薪火相传的过程，从裴李岗文化的奠基到仰韶时代的加速，每一步都凝聚着先民的智慧与创造力。这一文明化进程不仅塑造了早期中国的文化圈，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再到夏商周三代文明，中原地区的文化连续发展，这种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既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关键所在，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张龙（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