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江河湖海的“心跳”

　　彭家鹏

《江河湖海颂》演出现场。苏州民族管弦乐团供图

　　江苏是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大海的省份，这是我们创作《江河湖海颂》的原点。水有律动，乐有呼吸，民族管弦乐器正是讲述江南故事的“母语”，最能精准传递那份沁入心扉的韵味。

　　2020年，我们邀请作曲家唐建平执笔。他起初犹豫：“我为江苏写过歌剧《运之河》《郑和》等多部‘水’主题作品，再写‘江河湖海’，怕重复，也怕难突破。”但最终，他被这片水土的深情打动，决心“背水一战”。

　　从首演时的4个乐章，到后来“冒险”扩展为8个乐章、长达90余分钟的大型民族交响套曲，《江河湖海颂》的叙事深度、结构张力与美学表达，见证了作曲家对自身艺术边界的不断超越——如此宏大的体量，在中国民族管弦乐发展史上并不常见。

　　作曲家笔下的《大江东去》《长河如歌》《湖岸风和》《海阔天极》4个乐章，构成了作品的“四梁”。它们分别对应四大水体的文化意象：长江，象征奔腾向前的时代力量；运河，承载千年文脉的生生不息；太湖，映照水乡生活的温婉美学；黄海，展现面向未来的开放胸襟。这些意象既是江苏的自然禀赋，也折射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4个维度。

　　《春暖江花》《云水流波》《水映星天》《扬帆远航》四章，如柔板般穿插其间。作曲家巧妙融入昆曲的婉转、评弹的清丽与江南民歌的质朴，以生活化视角和细腻的情感笔触，为宏大叙事注入温润灵动的韵致。

　　刚柔并济的八章结构，是一种视野的拓展，它让作品从讴歌自然之水，升华为凝视“依水而生的人”，最终在音乐中实现“传统文化根基”与“新时代精神”的有机融合。

　　民族管弦乐团没有铜管声部，如何在低音薄弱、高音易尖的先天条件下，奏出交响性的厚度与张力？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

　　唐建平的创作智慧在于并未套用西方交响乐的既定逻辑，而是深入探索中国乐器自身的表现语言，从而构建出一种既气势恢宏又韵味绵长的磅礴之势。这体现在唢呐组从高音到低音的完整配置，也体现在打击乐与弹拨乐之间的创新组合。

　　我们一直在推动的乐器改良也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苏州民族管弦乐团自成立之初，便与乐器厂深度合作，研发低音唢呐、低音笙、次中音笙，优化大阮、革胡的共鸣结构。这些“幕后”积累，让声部体系日趋完整，为《江河湖海颂》的宏大表达奠定基础。

　　我一直认为，要让观众真正喜欢民族管弦乐，关键在于作品真诚、动人、可听。旋律要美，一听就亲切，甚至能记住几句；和声与配器要有层次、有色彩，哪怕不懂技法，也能感受到声音的丰富与张力；更重要的是，音乐里得有“人”的温度——它必须源于真实的生活，承载我们对土地与时代的深切感受。

　　这种温度，在《江河湖海颂》中尤为鲜明。二胡演奏家朱昌耀也是音乐再创造的关键参与者。唐建平勾勒出旋律的“魂脉”，而那些细腻入微的滑音、揉弦与运弓处理，则由朱老师亲手雕琢。那是数十年艺术积淀凝成的“江南味道”：同样的乐谱，他一出手，便是灵动的江南。

　　我们致力于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音乐语言，讲述中国的历史、文化与时代。正因如此，乐团许多作品虽深植江南水土，在海外巡演时，不了解江南的外国观众也能感受到其中对生命、家园与文明的礼赞。这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也是中国音乐奉献给世界的独特声音。

　　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若只是把传统元素简单挪用、稍加装饰便宣称“走向世界”，实则是对传统的轻慢。真正的出路在于深入其精神内核，通过高水平的艺术创造，让民族音乐真正具备与当代对话、与世界沟通的能力。

　　《江河湖海颂》荣获文华奖，是对这条探索之路的肯定。但我们的目标不止于此——唯有持续推出既有文化根脉又有时代气息的精品力作，才能为世界音乐贡献独特的中国声音和中国思想。我们的底气，来自这片有着五千多年文明的土壤，它赋予我们无比坚定的文化自信，为我们前行提供不竭动力。

　　（作者为苏州民族管弦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

编辑:祝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