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云：阳明格竹失败原因新探

　　——试用对象化理论解释

　　王阳明格竹失败是他思想中一个重要关节点，我们试图用马克思对象化理论解释阳明格竹，并将阳明心学与朱熹理学进行包容性理解。

　　一、对象化理论概述

　　马克思的对象化理论是解释主体和对象关系的理论。主体是人，对象是进入人实践活动的世界。人的本质是自由，人通过施之于对象的活动表现自由，这种活动称为对象化活动。主体出现在对象面前时，是以一个个感性的、丰富的人进行活动的，对象则是与主体接触的供主体进行活动的对象。主体是具体的，对象是为我的（本文对象化理论主要依据潘知水《马克思对象化理论概念辨析》，《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对象化理论包括三个原则：主体扬弃原则、物物互为对象原则、对象图形原则。我们以竹子为对象，通过主体以木匠、植物学家、画家、哲学家的身份进行的对象化活动，来理解这三个原则。

　　木匠以竹子为客体，目的是以竹子为原材料，制作竹器。木匠这个身份本身说明他具备挑选与处理竹子的知识与技能，这是他进行对象化活动的准备。竹子整体是自在之物，木匠以其特定的目的与准备，将竹子变成为我之物，即木匠完全从如何将竹子制成竹器着眼来认识和处理竹子。主体的倾向和准备就是他的认知定势。木匠根据他特定的认知定势对竹子进行直接扬弃。所谓直接扬弃就是说他的活动会改变竹子的物质形态，也就是将其从植物变成器物。

　　植物学家以竹子为客体，目的是科学知识，植物学家的身份说明他具备较为丰富的植物学知识，这是他进行对象化活动时的准备。植物学家根据认知定势对竹子进行间接扬弃。所谓间接扬弃，即观念上的扬弃。这是因为与木匠相比，植物学家对竹子的认知活动仅存在于观念中，并不改变竹子的物质形态，或者就算偶尔改变，也是实验性质的。

　　画家以竹子为客体，目的是进行艺术创作，其主体定势不是知识、不是实用而是审美，他对竹子采取的也是间接扬弃方式，他观察将竹子的形态，用画笔展现出来，给人以审美的愉悦感。

　　哲学家以竹子为客体，目的是探寻我与它的关系，其主体定势与前述各主体均不同。他采取的也是间接扬弃方式，竹子在这里是“我”之外的万物的代表。哲学家感兴趣的是“我”对竹子的认识与改造是如何可能的。竹子以世界的面貌成为为我对象。

　　因此，不同的主体，或者说主体的不同角色在面对同一对象时，由于主体定势不同，采取的处理方式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不同。木匠做出竹器，植物学家增加知识，画家画出一幅画，哲学家印证或调整关于世界的看法。

　　需要注意的是，主体不是以一张白纸的方式出现在对象面前的，他们都带着自己关于对象的某方面的准备，包括技术、知识、审美、世界观，没有这些就无法进行对象化活动，而这些的实质就是将对象的质内化为主体质的规定，或者说主体要先成为对象性存在，才有可能认识对象，这是对象化理论的物物互为对象原则。

　　主体成为对象的目的是使对象成为主体自由本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下一步活动就是使对象世界向主体世界方向生出图形来。所谓图形就是以符号、手段或工具确定的形式，即人类产品的胚胎，而形式则是以符号、手段或工具确定的图形，即人类产品的定型。这个称为对象化理论的对象图形原则，贯穿于任何对象化过程之中。以上面的不同主体为例，木匠以竹子板材为符号，制作出一张竹椅，植物学家以语言为符号界定某种竹子的定义，画家以色彩线条为符号创作竹画，哲学家以语言为符号肯定或调整自己关于世界的看法。

　　主体扬弃原则说明对象化活动中的对象是为我对象，由主体根据目的与准备进行设定。物物互为对象原则说明主体的准备是对象质的内化，主体要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对象，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才是可能的。对象图形原则说明主体的对象化活动需要生成图形，再将观念中的图形实现为现实中的产品，它区别于动物的制作活动，因为这个图形不是既有的，而是生成的，它同时具有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

　　二、阳明格竹失败及其影响

　　据《年谱》一，弘治五年壬子（1492），阳明21岁，“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林乐昌认为，“同年，阳明由读朱熹著作、思考格物理论引发出著名的‘格竹’实践”[林乐昌：《从“亭前格竹”到“龙场悟道”：王阳明思想转向新释》，《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阳明自幼立志成圣，这次格竹失败给他造成极大冲击，其后他多方求索，直到16年后龙场悟道才解决思想上的困惑。他在回忆龙场悟道时，将它与早年格竹失败相提并论，说明他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并同时否定了朱熹。

　　嘉靖二年癸未（1523），阳明平濠之后归越讲学期间，讲到龙场悟道时将它与早年格竹失败相提并论，他说：“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传习录》下）

　　阳明说别人只说不做，他则着实去实践朱熹的话，他这是以世俗学者（也就是将儒学视为“为人之学”的学者）作比较，讲自己的亲身实践，讲明差异，明确儒学是“为己之学”。格竹失败这个经历让他明白，若要成圣贤，不能用朱熹的方法，而要另寻他法。直到他被贬到贵州龙场，他才找到自己的方法，才明白所谓格物，不当外求，而是在自己身心上做。

　　从格竹失败到龙场悟道，从思想发展历程而言，是王阳明对朱熹从追随到怀疑到否定的过程。格竹失败与龙场悟道，这两件大事存在着内在的思想关联，既是王阳明思想发展的重要关节点，同时也反映出阳明心学与朱熹理学从工夫到本体上的差异。龙场悟道是儒学的又一次理论更新，但它的代价却是阳明否定朱熹。

　　三、对格竹失败的解释以及对朱王思想的包容性理解

　　用对象化理论解释阳明格竹。阳明是以怎样的身份面对竹子这个对象？儒家学者，确切地说是立志成圣的儒家学者。前述四个例子中哲学家与之最为接近。他希望通过格竹来穷理，然后成圣。竹子本身的理是什么？物理，这与植物学家的主体定势比较接近，所以阳明格竹是以哲学家身份进行植物学家的对象化活动，这种身份错乱导致这一活动不能形成他需要的对象图形，最后病倒，格竹实践失败。

　　这次失败造成王阳明内心非常大的困惑与紧张，他一生立志成圣，但朱熹提供的方法他却走不通。王阳明怀疑朱熹，于是走向另一条路，所谓龙场悟道其实是形成王阳明自己的不同于朱熹的世界观，就是把世界内置于我心之中，建构一个意义世界，即万事万物，只有进入我心之中，与我接触，被我理解，才有意义。我心之外的物，虽然存在，但由于没有意义，存在与不存在没有两样。至于理，不管是事理还是伦理，也不在心外，事理要通过我而展现，伦理要通过我来实现。

　　格竹不能成圣，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格竹对成圣没有帮助？不是的。应把求知与成德的关系看成结构性的，即道德与知识之间不是对抗性关系，而是结构性关系，道德与知识是统御与被统御的关系。就一个人来说，当他有道德自觉后，知识技能的获得就尤其重要，不然就是志大才疏。反过来，一个人知识技能越丰富和强大，道德约束也就越重要，因为知识技能是工具，这个工具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就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来说，知识的获得与道德的成长之间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经验层面上，通常先有知识，再有道德。对于道德，起初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逐渐地有道德自觉，从他律到自律，此时就会要求更多知识与能力，以帮助人的道德实践。所以对于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一是用结构的方法去理解，二是要从经验的角度去看待，这样在理论上具有包容性，在这样的理论框架内，王阳明对朱熹就可以是一种扬弃而不是抛弃，就可以不以否定朱熹为代价肯定自己。

　　（作者：代云，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编辑:申久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