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繁华落幕的前夜发生了什么?《汴京之围》有超越时代的镜鉴意义

2019-10-12大河网

  《汴京之围》中宋金交战形势图

  《汴京之围:北宋末年的外交、战争和人》

  作者:郭建龙

  出版:天地出版社

  本书追溯北宋末年靖康之难的完整历史细节,讲述宋、辽、金三方的和与战,聚焦北宋历史大变局的关键时刻,以及帝国由内而外全局性危局大爆发的前因后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张丛博

  事实还原优先于是非评判。这是新闻从业者坚守的原则,也是记者为何不惧远近难易,也要深入事件现场、寻访相关当事人,拨云见日求一真。

  “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新闻记者出身的郭建龙,将职业素养贯穿进历史研究中,这部《汴京之围:北宋末年的外交、战争和人》以“现场报道”的文风,带读者步入著名的历史事件“靖康之乱”。他表现出新闻人的克制,叙述善于白描,节奏明快,没有太多铺排和抒情表达,历史人物活灵活现又转眼即逝,点到为止。

  关于靖康之难的历史评判,后人们总是喋喋不休,虽然更多的人只是略有所知。到底事件本身的始末经过如何?可能的真相,埋进了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郭建龙在案头摆满了一百多本参考书,以兼顾宋、辽、金三方立场的史料记载为基础,用通俗流畅的叙事笔法,试图复盘靖康之难历史发生的过程。

  近年来宋史大热,也让人们心头的雾水越来越浓:一方面宋朝所创造的文明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顶峰,甚至有人从中看到“现代文明的曙光”;另一方面宋朝又被冠以“积贫积弱”的标签,军事上的无力境遇难逃悲剧王朝底色。

  郭建龙以靖康之难前的三年时间为切口,去考察这短短的历史一瞬,寻找背后的历史细节。读者得以发现,靖康年间的乱局更像是一场多方势力角逐的舞台剧,内政、外交、战争如何角力拉扯,多视角的解读让读者对宋朝的认识再进一层。

  巩义麦田里的北宋皇陵沉默不语,宋都汴京也埋在了开封城的黄土之下,宋朝司马光专门为皇帝写的《资治通鉴》,未能阻挡宋朝重演历史覆辙。“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的老调,每一次重弹都需要有新声,《汴京之围》所探寻的北宋盛衰之变的深层成因,有着超越时代的镜鉴意义,值得一读。

  ◆对话作者

  郭建龙:尽量真实,尽量好看

  《汴京之围》开篇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南方太湖发现的一块巨型太湖石,被运往千里之外的北宋首都汴京,安置在艮岳园林,宋徽宗还给石头封官加爵。此时恰好是北宋疆域最大之时,被鼓吹为盛世,孰料三年半之后女真政权利用斩首行动攻陷了汴梁,一切戛然而止——从盛世到灭亡只用了三年!而这激发了作者郭建龙去一探究竟。通过和他的对话,我们或可一窥北宋的细节。

  大河报记者

  一些人习惯用“积贫积弱”来形容宋朝,近年来也不断有新的声音,盛赞北宋为文明高度发达的“黄金时代”。你怎么看关于宋朝的标签?

  郭建龙:和过去不同,我们不再机械地接受一种固定的史观,不再认为古代是纯粹糟糕的状态,其实古代人活得还是有笑容的。回头看宋朝,大家对于宋朝“积贫积弱”的史观也在变化,宋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非常发达,宋代政府是有意地把“手”给缩回来,让社会自我发展,所以现代学者对宋朝的“翻案”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想补充的是,对宋朝财政上的发现,虽然一方面对民间经济促进比较活跃,另一方面又有过多的手段从民间抽血,比如专卖制度很发达,宋朝发的不只有“交子”和“会子”这样的纸币,还有盐钞。宋朝的财政不是很健康,为了社会安定、养官养兵,需求很大,埋下了隐患。

  大河报记者

  北宋都城汴京的发展得益于运河,出现了“四水贯都”的盛况。运河之于北宋王朝的命运有哪些关系?

  郭建龙:汴京的建都就和运河很有关系。其实,运河系统对于王朝非常重要。唐代首都在长安,到武则天时发现仅仅依靠关中平原不够吃,必须通过大运河从江南运粮,安史之乱期间叛军攻打睢阳就是要把运河掐断,还好最后张巡打赢了睢阳保卫战。

  到北宋时,之所以政治中心东移,主要也是水运的便捷,民间可以花比较少的利息去供养宫廷。北宋定都开封,也说明宋太祖看中开封的繁华程度,所以整个宋朝更看重物质文明,让大家都有饭吃。

  虽然唐代之后经济中心就南移了,也要认识到南方富裕程度高,但军事价值又不大,怎样利用北方枢纽保卫全国,用南方的物质养活全国,是统治者所考虑的。即使到了明清,也是在北方建立战略点,通过运河便捷的交通沟通南方。

  大河报记者

  书里有一个有趣的细节,靖康之变对宋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痛史,但南宋人又乐于在通俗小说里编排、消费徽钦二帝及其家人。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郭建龙:中国民间有吐槽王室的传统,宋朝传承了这个传统。之所以民间能够消费,和宋代统治者宽容有关系,宋代的统治网络没有严密到明清那样,宋太祖制定的规则对民间干扰是比较少的,到了南宋时,皇帝是想管管不了,因为行政效率不高,老百姓空间很大。

  比如,宋代印刷出版业很发达,皇帝在北宋就想了很多手段想控制,但就是做不到,下命令没人执行或执行不到位。当时外国人很喜欢中国书,越南朝鲜等想通过宋朝求书,但皇帝下命令不给他们,结果他们就从民间书市拿书。应该说,商业发达瓦解了行政管控,这也是宋代之所以发达的原因。

  大河报记者

  你的文笔很克制,没有借着所掌握的历史材料过多地发挥自己的见解。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在众多参考史料中,是否也注意去伪存真?

  郭建龙:原则就两个,一是尽量保持真实性,二是尽量好看一点。不可能做到完全真实,那就尽量让每一句话有依据。纯写态度的书太多了,我希望落实更多史料依据,让读者读了之后有更多看法,不要代替读者去思考。

  史料辨别方面,主要是针对宋人笔记。唐代的笔记非常发散,有许多幻想型的鬼神因果报应,但宋人的笔记一大半是关注历史的各个方面,这对历史研究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过程中也有不少互校工作,基本的处理方式是:有多重来源的,选择可靠度高的,如果是孤证,会在行文中写明“可能”等字眼,或者尽量少用,甚至不写。

  大河报记者

  你到过开封吗?和你认识的北宋汴京相比,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郭建龙:去过,对开封印象最深的是夜市,市中心闹市区为夜市提供一片地方,说明开封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可能不如郑州高大上,但住着很舒服。我觉得开封的发展要突出这种珍贵的民间气息,和郑州的发展保持一个错位。到了开封也能从地理上有更多感受,这是建在一马平川之上的城市,正是交通的枢纽,造就物质文明的繁荣,同时也是非常难防守的地方,就像中原的命运一样,优越的地理位置既是其繁荣的原因,也使得它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饱受灾难,有些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意味。


编辑:魏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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