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彩礼更“礼”性

新人们参加西平县第二届集体婚礼。陈培 摄

　　□本报记者 赵大明

　　近年来，一些地区动辄十几万元甚至数十万元的“天价彩礼”，让不少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也为婚姻稳定埋下隐患。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治理“天价彩礼”。2021年，我省组织实施婚俗改革试点工作，主要任务之一也是“遏制高价彩礼等婚嫁陋习”。如今，“零彩礼”、低彩礼是否被真正接受？近日，记者在省内部分地区进行了走访。

　　日子好不好 不在彩礼高不高

　　“我们结婚时的彩礼是2.8万元，算作是新家庭的‘启动基金’。”6月19日，在西平县专探乡于庄村一处整洁的农家小院里，“90后”夫妇焦喜多、陈丹对记者说。

　　陈丹的老家是上蔡县塔桥镇，婚礼之前，陈丹的母亲对焦喜多一家说：“我是嫁闺女，不是卖闺女。今后日子过得好不好，不在于彩礼高低。”今年1月喜结连理以来，小两口相敬如宾。亲家之间的关系也处得好，时常走动。

　　而走进同村不远的另一处小院，赵科鑫、李梦贤夫妇向记者透露，去年结婚时，他们的彩礼是1.88万元，“村里和我们同龄的同学、朋友，这两年结婚的彩礼也都不高。”婚后，双方家长都出了笔钱，支持孩子创业。现在，小两口在县城开了连锁奶茶店，日子充实又有奔头。

　　在以前，这样的风气在当地农村并不普遍。“早些年，西平县农村的彩礼多在5万元左右。”该县民政局工作人员李嵩超介绍，近年来，当地持续开展“移风易俗新风尚文明西平正能量”活动，以及举办骑行婚礼、集体婚礼等活动，推动婚俗新风深入人心。

　　身边有榜样 群众更买账

　　“和以前不同，现在村里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的现象越来越少了。”6月21日，在修武县王屯乡段屯村，村委会委员段安平对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去年冬季，儿子段喜堂结婚前，段安平夫妇提出彩礼不攀比、婚事简办，得到了儿子和准儿媳蒋倩倩的大力支持。“后来儿子、儿媳告诉我，他们本来也有这个想法。他们还担心我跟老伴不同意哩！”段安平说。

　　最终，段安平夫妇给孩子准备了少量彩礼，婚事也没有按照村里习惯搞“大场面”，而只邀请了双方亲朋好友见证，前前后后算下来花费约6万元。作为村里的红白理事会成员，段安平劝导村民改变观念越来越有底气。

　　“很多时候，村里人以身作则更有说服力，说话更管用。”修武县民政局副局长赵明霞介绍，曾经，县里各乡镇农村彩礼数额大、讲究多。为此，除了出台婚俗改革指导意见对彩礼金额、婚宴标准、随礼金额给出具体倡导性标准，该县还大力推进组建村级红白理事会，加强群众自治。

　　难点仍存在 需多方协力

　　近年来，我省打好治理“天价彩礼”的组合拳，以创立机制、创树典型、创建载体、创造品牌“四创联动”方式，系统推进婚俗改革，不少地方亮点纷呈，成效突出。如何继续发力，让彩礼回归本意，仍需多方共同努力。

　　省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实习助理研究员张舒认为，现实中，彩礼的文化价值一度被“面子文化”带偏而背离初衷，突破了婚姻缔结时交换礼物的“礼节”范畴。

　　“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使彩礼成了一些家庭改善经济条件的手段；一些地区适婚青年男多女少、比例失衡，女性成为待价而沽的‘稀缺资源’。”张舒认为，社会监管缺失、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养老制度还需进一步健全等因素，都会导致“天价彩礼”的出现。

　　“相关机构对‘你情我愿’民间风俗的‘沉默’管理，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张舒说，一些基层管理者存在“不得罪人、怕惹事”的心理，在涉及当事人利益时主动介入不够，错失了让基层管理组织发挥较大作用的良机。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某县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员的认同，“很多时候，老百姓在彩礼问题上只是随大流、面子上磨不开，只要有机构或组织牵头，把话说开、把道理讲透，在社会上形成氛围，大家还是会真心配合的。”

　　移山易，移俗难。业内专家表示，除了通过广泛宣传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价值观念，政府部门还需因地制宜，制定群众认可、切合实际、约束有力的相关政策并赋予法律属性，对“买卖婚姻”“借婚姻索取财物”等行为进行打击。

编辑: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