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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四到北新桥:地标建筑与胡同命名

2024-12-23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王彬(鲁迅文学院研究员)

  在北京的东城区,从东四到北新桥,有若干城市的地标性质建筑,在这些建筑周围,衍生出不少以其为称的胡同,这些胡同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有趣的是,这些衍生的胡同名称,却在这些地标性建筑消失以后才出现,比如东四牌楼以北、北新桥以南的几条胡同。这样的地名现象,值得研究。为什么在地标性建筑消失后胡同才以其为称呢?这说明,原来的实体地标性建筑虽然消失,却在人民的精神之中顽强地存活下来,从另一角度鲜活地展示了历史对当下的影响。

北京北新桥附近的石雀胡同王彬摄

  一

  东四北大街与东四南大街是北京内城南北方向的重要道路,两条大街的衔接处,在历史上曾经矗立着4座冲天牌楼,由于位于皇城东侧,因此俗称东四牌楼,而相对应的是皇城西侧也有4座牌楼,俗称西四牌楼。

  据史书记载,位于东四路口的牌楼建于明代。清人汪启淑《水曹清暇录》云: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东四牌楼地方,生意日盛。一日忽有道士手掇烧饼一筐,挨户掗卖,每至一家,辄云买大火烧。三日后突遭回禄,道人所至之家,靡不焚毁。东西南北四座牌楼,相距各数箭远,火星飞延,一时俱为灰烬”。“掗卖”,就是强迫人家买,或者说是强卖。“火烧”是一种烤制食品,这个传说与鲜鱼口大火近似,也是有人在回禄之前卖“火烧”,而且把“咸鱼”与“火烧”一起卖,吆喝道“咸鱼(谐音鲜鱼)大火烧。”第二天鲜鱼口街便被大火烧毁了。

  焚毁的牌楼后被重新修复。4座牌楼的样式完全一样:四柱三楼,楼顶为两面坡,上面覆盖绿色的琉璃瓦。立柱采取冲天样式,高出楼顶,两侧附以戗柱,顶端装有云罐与柱茎套。牌楼的明间宽于两端的次间,龙门枋之上是斗拱,明间是六攒五踩,次间是五攒五踩。龙门枋与额枋之间镶以华板,正中的位置嵌有一方白石匾。东曰“履仁”,西曰“行义”,南北统曰“大市街”。

  1934年,将4座牌楼的木制主体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同时拆掉戗柱。1954年12月24日,为了改善交通,4座牌楼被拆掉,原来的路口简称“东四”。

  东四牌楼在历史上是北京内城东侧的重要城市标志,在介绍周围胡同与建筑时,往往以其为准,清代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中这样写道:

  东四牌楼大街。南接就日坊大街,迤北午达东直门者,曰十字街。元旧称也。见析津志。井五。北有估衣市,井一。迤南小胡同,井一。西小胡同,曰老虎洞,井一。……东有二郎庙,西有回人清真寺。

  这个路口南边的街道,原称就日坊大街,即今天的东四南大街,北边是东四北大街,东边是朝阳门内大街,南边是东四西大街,4条街道交会在一起,状若十字,因此在元代称十字街。东四路口的北侧有大慈延福宫,建于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是一座奉旨敕建的寺庙,供奉天地水三官,俗称三官庙,又相传是元代的太庙,每当庙会时,庙前两侧多设估衣摊,因此这一带又名估衣街。20世纪50年代修建对外文委大楼,将大慈延福宫的主体拆掉,只余东路部分建筑。东四路口西南有清真寺,初建于元,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重修,寺门上方悬匾“清真古寺”。由此再向南,在与灯市口大街衔接处过去有二郎神庙,也就是朱一新所说的“二郎庙”,虽然这是一座不大的小庙,然而却有些神奇,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此庙坐东向西,而西边是紫禁城,“晓日初出辄有金光射室中,似返照”。究其原因,有人猜测是“庙基址与中和殿东西向值,殿上火珠(宫殿金顶,古谓之火珠,唐崔曙有明堂火珠诗是也)映日回光耳”。二郎庙至今尚在,只是结构全变,改为小商店。但是门口仍立有一只类于狗的残破石兽,已经被岁月摩挲为乌黑的颜色。

  二

  明代初年,京卫有军储仓。洪武三年增至20所,且建临濠、临清二仓以供转运。各行省有仓,官吏俸取给焉。边境有仓,收屯田所入以给军。州县则设预备仓,东南西北四所,以振凶荒。永乐皇帝继承了这个制度,设置天津卫与通州左卫仓,在北京设置了37卫仓。又命令天下州县多设仓储,为了安全起见,将原本设于郊区的粮仓统统迁徙到城内。永乐九年(1411年)会通河疏浚以后,在徐州、淮安、德州设置仓库,而临清袭洪武旧制,合天津仓共5座,统称“水次仓,以资转运”。宣德年间,增设北京和通州粮仓,委派御史、户部官员与锦衣卫千户按季更换巡察,外地的粮仓则派布政、按察、都司防守。每座仓门,以退休的武官率领老幼兵丁10人防守,半年更换一次。到明英宗初期,“命廷臣集议,天下司府州县,有仓者以卫所仓属之,无仓者以卫所改隶”。意思是地方上有粮仓的就把卫所的粮仓归属于它,无粮仓的则把卫所的粮仓改为地方粮仓。根据《明会典》卷二十一记载,在明代,北京城内设有如下粮仓:

  旧太仓十一卫,永乐七年(1409年)设。管理的卫仓有:献陵卫仓、景陵卫仓、昭陵卫仓、羽林前卫仓、忠义前卫仓、忠义后卫仓、义勇右卫仓、蔚州左卫仓、大宁中卫仓、锦衣卫仓、神武左卫仓。

  新太仓七卫,宣德年设。管理的卫仓有:裕陵卫仓、茂陵卫仓、康陵卫仓、义勇前卫仓、大宁前卫仓、富裕卫仓、会州卫仓。

  海运仓六卫,宣德年即海子地设。管理的卫仓有:泰陵卫仓、永陵卫仓、忠义右卫仓、宽河卫仓、燕山左卫仓、义勇后卫仓。

  南新仓八卫,永乐七年(1409年)设。管理的卫仓有:府军卫仓、燕山右卫仓、彭城卫仓、龙骧卫仓、永清右卫仓、金吾左卫仓、济州卫仓。

  北新仓五卫,永乐年设。管理卫仓有:府军左卫仓、府军右卫仓、府军前卫仓、燕山前卫仓、金吾前卫仓。

  大军仓四卫,永乐年设。管理的卫仓有:永清左卫仓、旗手卫仓、大军仓、武成中卫仓。

  济阳仓二卫,永乐七年(1409年)设。管理的卫仓有:金吾右卫仓、济阳卫仓。

  “禄米仓二卫,嘉靖四十一年,令改府军、彭城二仓之半为禄米仓,外东仓为卫仓,内西仓为部仓。”管理的卫仓是:彭城卫南新仓、府军前卫南新仓。

  西新太仓四卫,永乐年设。管理的卫仓是:虎贲左卫仓、金吾后卫仓。

  太平仓二卫,弘治十七年(1504年)设,正德八年(1513年)改镇国府,十六年(1521年)仍改正。管理的卫仓是:留守前卫仓、留守后卫仓。

  大兴左卫仓,永乐七年(1409年)设。

  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禄米仓、南新仓、海运仓、北新仓等仓库均是为军人提供粮食的仓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军仓。这个制度沿袭到清代。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卷十二云:“京师仓十有三,八旗三营兵食、官军牧马豆贮焉。”又曰:“通州仓二,王公官俸廪米贮焉。”又据清人震钧《天咫偶闻》记载:“京仓之在城内者,北曰北新,曰海运;南曰富新,曰南新,曰兴平,曰旧太,皆在朝阳门北;曰禄米,则在朝阳门南。凡京官俸米,皆于此取给。又大清门东皇城夹墙内曰内仓,凡宫殿用米及庵寺糈粮,皆于此取给。然皆内新出陈,红朽者多。”米,在仓内储存的时间长了因水分减少而颜色发红,俗称老米或紫米。过去讥讽八旗子弟是“铁杆老米鼠”,便是由此而来。据鄂尔泰等纂修的《八旗通志》记载,八旗兵丁的粮食都有指定的粮仓负责,海运仓负责镶黄旗,旧太仓负责正白旗,南新仓负责镶白旗,禄米仓负责正蓝旗,北新仓负责正黄旗,兴平仓负责正红旗,富新仓负责镶红旗,太平仓负责镶蓝旗。

  明清时期,贮存粮食的地方称“廒”,明初规定一廒三间,后改为一廒五间。廒门悬挂匾额,在上面标出某卫某号。在明代,北京与通州共有官仓20座。清代中期通州有西仓与中仓2座,北京城内则有禄米仓等13座,总计15座。其中,东直门内的海运仓、北新仓等有85廒。朝阳门内的禄米仓、南新仓、旧太仓、富新仓、兴平仓等有361廒。此外,在朝阳门外还设有万安仓、太平仓等179廒。德胜门外设有本裕仓、益丰仓等60廒。东便门外设有裕丰仓、储济仓等171廒。

  1912年,清帝逊位,上述粮仓改为他用。其中,北新仓改为朝阳大学,现被中国中医科学院与东直门医院占用。海运仓被改为陆军被服厂,现为部队某部使用。1912年,南新仓的部分地域,改为陆军军医学校附属医院,后改为民国军政部“北平陆军总医院”。新中国成立后,由解放军某部接管。20世纪50年代初,南新仓东部改为北京市百货公司仓库。禄米仓民国时期改为联勤总部平津被服总厂,现在为军需装备研究所使用。

  经过一百余年的风雨激荡,粮仓中的仓廒流传下来的已然不多。1985年,北京市百货公司在其所占之地兴建楼房,将仓廒拆掉了不少,未拆毁的9座则被保护下来,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从而使得今人尚能目睹明清时期仓廒的形态。廒大多是5间,面阔约24米,进深约17米,高约7米。廒的墙体厚重且收分显著,采用五花山墙,用大城砖淌白砌筑,底部厚约1.5米,顶部厚约1米,以期达到保温效果。廒的顶部覆盖灰色板瓦,明间辟有一间出楼的雨搭,顶部有气楼,底部用砖铺砌,上面铺设木板,木板架空以防潮,并在墙下设通风气孔。

  近年来,北京市百货公司将遗存的仓廒一带改造为南新仓文化休闲街,利用旧有的仓廒,打造“新的在旧中,时尚在历史中”的文化品牌,成为一处新的文化地标。

  三

  北新桥,是北京内城的一个重要路口,从崇文门到雍和宫的南北大街,与从东直门到鼓楼的东西大街在这里交会。这4条道路的交会之处,在《八旗通志》附录的《北京八旗方位图》中画有一座桥梁。《八旗通志》的编纂工作始于清雍正五年(1727年),结于乾隆四年(1739年),历时12年。这说明,这里曾经是有桥的。“桥”曰“新桥”,意味着在此之前这里也应该有桥,相对过去的桥为新建,故曰“新”。

  依据《北京八旗方位图》所绘,在此桥东侧南边第一条胡同名曰“石雀胡同”,第二条胡同称“板桥胡同”,而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京城全图”中“石雀胡同”写作“石桥胡同”。“雀”,北京人在口语中读“巧”,“巧”与“桥”读音相近。现在桥虽然没有了,但是作为地名却留下了可以让我们推想的空间。同时,说明这里的桥可能为石筑,因此附近的胡同要以“石桥”为名。由于南侧有板桥,这处石桥便以“北”为冠,又是新建,因此称“北新桥”也就合理了。

  北新桥是一座连接南北方向的桥,东西方向有水沟,桥便横跨于水沟之上。南北方向,当然是东四北大街与雍和宫大街,而水沟方向,则自然是东直门内大街与交道口东大街,这座石桥应该位于这四条大街的交汇点上。在《北京八旗方位图》中,桥的东南方向,今天的太平仓胡同一带,画有一片湖泊,标曰“罗车坑”。“罗车”是什么意思呢?“车”可能是“家”的讹音,很可能与罗姓人家有关,而北新桥下面的那条水沟也有可能与罗车坑相连,北新桥一带的水最终会流淌到罗车坑里去。在北京的旧城,有不少这样的水坑,是消纳城市生活污水与雨水的最终之地。

  到了乾隆十五年(1750年)绘制的《京城全图》里,作为湖泊的“罗车坑”消失了。然而,还是留下了某些地理的印迹。原本的“罗车坑”此时分裂为两个称谓,即:北曰“搭连坑”,南曰“罗刹坑”。“罗车”讹为“罗刹”;“搭连”即“褡裢”,是一种旧时搭在肩上装东西的口袋,很可能是以此形容那一带的地理形态。无论是“罗刹”还是“褡裢”,在它们的尾部都缀以“坑”字,从而指明历史深处的真相。而位于新太仓东侧的学房胡同,此时改称官房胡同,到了清代末年再次改称北沟沿,或许是沧浪水波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记忆,从而暗示给我们一条通向历史深层的小径。

  那么,名曰“北新桥”的那座桥是何时消失的呢?在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家瑞编纂的《北平风俗类征》中,转引了清代沈太侔《春明采风志》中与北新桥有关的“催灯梆”:

  催灯梆:五夜街市人海,常恐惹是生非,官厅暗嘱更梆,三更便打五更。早先步营雇乞儿作梆夫,行则结队。北新桥心,西满北蒙,东属汉军,五夜二更时,三队数十夫,相遇于桥间,各列其队,喊号一声,群梆敲起,递换梆点,如曲牌然,声闻多远,游人奔赴,四面碴严,皆看梆而不看灯,而灯不散则不已也。

  大意是清代的北京,流行一种“催灯梆”,元宵之夜,人多而易生是非,官府担心出事,于是想出一个缩短时间的主意,叮嘱更夫把三更打成五更,所谓“三更便打五更”。为此官员们预先雇来数十名乞丐,如同兵卒一样穿上号衣,排着队,所谓“行则结队”,来到“北新桥心”,西边是满八旗,北边是蒙八旗,东边是汉军八旗。午夜二更时“三队数十夫,相遇于桥间”,按照预先布置的方位站好,号令一出,群梆敲起,声震数里,游人奔赴以为奇观。而这时的更夫也非常卖力气,“递换梆点,如曲牌然”。人“皆看梆而不看灯”,本意是催促逛灯之人早早散去,却适得其反使游人留住脚步,直到灯会彻底结束。“三队数十夫,相遇于桥间”,一方面说明此桥之阔大,同时也说明沈太侔著文时北新桥尚存。具体是什么时间呢?沈太侔,名宗畸,生于1857年,卒于1926年,曾任礼部祠祭司,在清末民初,与徐凌霄、袁克文、徐半梦并称北京四大才子。沈太侔25岁时随父亲来京居住,那一年光绪八年(1882年)。这就是说,在1882年前后,北新桥还是存在的。

  北新桥东北角曾有一座精忠庙,供奉岳飞像。据1928年《北平特别市寺庙登记》,此庙建于清道光七年(1827年),占地3分有余,有8间殿房,除大殿内供奉“岳夫子像”外,余房出租。岳飞庙的门牌是北新桥东大街137号。据说庙里有一口井,井里有铁链子,锁着一条恶龙,因为害怕它出来兴风作浪,所以这里的石桥叫“北新桥”。关于这个故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阅读金受申《北京的传说》。

  1949年以后,在精忠庙的位置兴建了大华百货商场。2004年在开挖地铁5号线时,在原来精忠庙的位置上发现了一座残井,不知是否与那口井有关?关于岳飞庙与水井,孔庆普在《城:我与北京的八十年》中有一段记载:当时的雍和宫大街南口22号养路工程事务所一工区“原是岳飞庙,南北两进院,后院正殿五间,无神像,两端各有两间耳房。东西配殿都是三间,墙壁上绘有神像。南面是一道砖墙,上部是花墙,中间有一个类似垂花门的门楼,花墙南面是前院,前院的南面是23号院的北房后墙,前院西面开街门。”“1952年初夏,不知从哪儿传出一个‘北新桥岳飞庙里的神像后面有一口井,井里挂着一条铁链子,井里拴着一条龙的谣言’。”于是每逢星期天市民纷纷到这里寻找岳飞庙,“想看井中的龙”。“附近的住户家家门口都贴上一个纸条儿‘本宅无井更无龙’。”养路工程事务所一工区上挂一个牌子,上写:“本院原是岳飞庙,三十年前已无神像,院内有一个渗水井,既无铁链子,更无龙。一切传说都是谣言。”经领导同意,后来一工区又在门口贴出公告曰:“兹定于4月20日星期天,本院开放,接待市民参观。”后来《北京日报》也做了报道,此后,“再无人来找‘井’和‘龙’了”。

  四

  今天东四的东北一带,有十四条以“东四”为冠、以“条”为尾缀的胡同,即“东四头条”至“东四十四条”。但是,在明人张爵编制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这一带只有4条以“条”加“胡同”为称的胡同。即:头条胡同、二条胡同、三条胡同与四条胡同。四条以北的胡同没有名称。到了清乾隆年间,那些没有名称的胡同被依次冠以五条至十一条,到宣统年间增加至十二条。1965年以后又增加至十三条与十四条。然而,在1958年以前,这些以条为名的胡同并没有和“东四”相联系,就是说,其前并没有冠以“东四”或“东四牌楼”这样的城市标志,只是以数字为顺序,称“某条胡同”而已。1958年以后,消失了的4座牌楼反而成为胡同名称的组成部分,这种现象是不是对历史记忆的温情延伸呢?下面做些简单分析。

  东四头条,以其东四牌楼西北第一条胡同而得名。东四头条的西口位于今天东四北大街东侧,由此向西至延福宫后身,再向南折至今天的朝阳门内大街,是一条从西向东再向南折的胡同,分东西与南北两段。1969年修建外交部大楼与文化部宿舍,将胡同截断,东西与南北两个段落不再连接,其中文化部宿舍出口的一段小巷便是历史上东四头条南北段的遗存。

  东四二条,原为丁字形道路,西口是东四北大街,东口分为两端,北端与东四三条,南端与东四头条相通。现在只有北口与东四三条相连。

  东四三条,西口是东四北大街,东口是朝阳门北小街。这条胡同笔直悠长,胡同西口南侧是清孚郡王府后墙,胡同两侧多植槐树,树干粗壮,冠幅巨大,是东四三条的显著景观。

  东四四条,西口是东四北大街,西段有两条南北方向的支巷与东四五条相通,西侧的原称西水车胡同,东侧的称东水车胡同,1958年改为今名。

  东四五条,西口为东四北大街,中间曲折,东口为朝阳门北小街。明代这条胡同西段无名称,1958年改为今名,1965年将华百寿胡同并入统为今名。

  东四六条,西口是东四北大街,东口是朝阳门北小街。1958年定为今名。

  东四七条,东西两口同东四六条。1958年定为今名。

  东四八条,东西两口同东四六条。明代称正觉寺,清代改称八条胡同,1958年改为今名。

  东四九条,东西两口同东四六条。明代无名称,清代改九条胡同,1958年改为今名。

  东四十条,西口在东四北大街,东口至东四十条桥。明代无名称,清代称十条胡同。其西口原先只到朝阳门南小街北端,再向东是旧太仓(百万仓、南新仓)的西墙。1953年拆除旧太仓(南新仓)北部,开辟城墙豁口,拓宽道路(将道路北侧院落中的前部拆掉),并将十条向东延伸。1958年改为今名,1965年将甜水井胡同并入统为今名。1971年在十条东口修建立交桥,1999年将道路再次拓宽。

  东四十一条和东四十二条,西口在东四北大街,东口在东直门南小街。

  东四十三条和东四十四条,西口是东四北大街,东口在东直门北小街。东四十四条位于新太仓南门。清乾隆时称王寡妇胡同,宣统时东部称五显庙胡同,西部称船板胡同。1965年将两条胡同合称今名。有三条支巷与东四十三条以及北部小巷相通。

  从东四牌楼到北新桥,总结作为城市地标衍生的胡同变化,似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1958年前东四牌楼没有作为胡同名称,1958年以后才作为胡同名称,那些胡同数百年来只是简单的“数字”加“条胡同”,从四条到十一条,再到十二条、十四条,均与东边的4座牌楼无关,然而,在牌楼消失以后,东四牌楼却突然以简称的形式成为这些胡同的称谓,这就如同北新桥周围的胡同,也是在城市标志消失后才成为胡同之称,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说明人们对胡同的标志性与方位感增强了,另一方面是否也说明记忆深处某种意识的苏醒呢?

  与东四牌楼、北新桥不同,海运仓、北新仓、南新仓与旧太仓乃至早已消逝的新太仓都已成为胡同的称谓,反复出现,这里面又有什么原因呢?而且令人奇怪的是,从东四到北新桥一带许多大胡同的名称出现得很晚,比如东四五条以北的胡同,而许多窄小的胡同反而早有名称,比如流水沟、铁匠营之类,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可能由于那里的地理或人文标志具有特殊性,易于成为区域性的名称,而一些大的居民区由于缺少特殊标志,故没有名称。

  东四头条至十四条在历史上大多分为东西两段,东段在明代多数已有名称,西段北部却大多没有名称,原因为何?简单的解释是,东段胡同靠近粮仓,是当时的热闹之处,西段北部的胡同靠近东四北大街,现在是繁华之处,而当时却是冷清的,故而原先没有名称。历史就是这样奇妙——冷清与热闹是可以互易的。

编辑:王晓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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