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会年会聚焦考古新发现 展现多彩历史画卷

　　中国考古学会第二十二次年会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在姚河塬遗址进行学术考察。马永 摄

　　中外考古工作者在朱尔法遗址讨论遗迹现象。徐海峰供图

　　浙江大学研究团队安婷（中）、彭宇（右）、张之恒（左）正在操作显微CT机扫描上山遗址出土陶片。安婷供图

　　日前，中国考古学会第二十二次年会在宁夏银川举行。图为与会专家学者在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进行学术考察。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宁夏东南部，六盘山东麓，有一座古城彭阳。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和“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的姚河塬遗址就位于该县新集乡姚河村。

　　10月中旬，姚河塬遗址迎来了参加中国考古学会第二十二次年会的嘉宾。带嘉宾探访遗址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高梦玲，在她的讲述中，宽阔的城墙、留下诸多铸造青铜器印记的作坊区、宫殿建筑区、高等级墓葬区……都变得生动起来，姚河塬遗址的面貌也被一点点勾勒出来。

　　自2017年5月被发现后，姚河塬遗址持续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在本次中国考古学会年会上，高梦玲分享的正是姚河塬遗址的考古发现与收获——到目前为止，考古工作人员先后发掘了诸侯国君家族墓地、铸铜作坊、宗庙宫殿建筑、城墙城壕、道路等遗迹，出土陶器、青铜器、玉石器、甲骨文、原始瓷器、骨角器等珍贵文物。通过多年考古工作，该遗址被确认为是一处西周王朝在西北地区分封的诸侯国都邑城址，年代从商代晚期延续至春秋早期。

　　姚河塬遗址的发现，对研究周王朝对西北边地的管辖与治理提供了丰富资料，对探寻西周文化的起源和形成，认识西周时期的西北边陲文化面貌和社会变迁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考古新进展，填补相关研究空白

　　在会上分享考古新进展、新发现的专家学者不少。正如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施劲松研究员所言，此次年会交流的考古新成果来自全国各地，比如宁夏、陕西、河南、安徽、江苏等地，新发现的类型包括遗址、墓葬、石窟、瓷窑址等。

　　其中，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几位专家学家从不同侧面介绍了宁夏考古新进展。

　　研究馆员李昱龙分享的是宁夏海原油坊院旧石器遗址的考古收获。“去年，该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正式立项。目前为止，发现大量古人类用火遗迹、石器、磨制骨器、烧骨、动物骨骼、鸟类蛋壳等，显示出明显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居址特征。值得一提的是，在环境背景方面，油坊院遗址处于末次冰盛期阶段，对研究极寒时期的古人类适应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李昱龙认为，油坊院遗址对探讨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人群交融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副研究馆员杨剑介绍，考古团队在葫芦河流域、南华山地区、罗山地区、清水河流域、红河流域等广泛区域开展了系统调查，并对隆德沙塘北塬遗址和周家嘴头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经过持续努力，目前已构建起“仰韶早期—仰韶中期—仰韶晚期—马家窑文化—菜园文化—沙塘北塬类型—齐家文化”的完整文化发展序列。

　　其中，沙塘北塬遗址的发掘成果尤为瞩目。考古团队发现并命名了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沙塘北塬类型”，有效衔接该地区菜园文化与齐家文化之间的关键缺环，填补了龙山时代考古研究的重要空白。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马强认为，这些重大发现不仅重塑了人们对宁夏地区史前文化的认识，也为理解整个西北地区古代社会演进提供了全新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在年会上说，从距今4万年的水洞沟遗址，到历史时期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发展，宁夏都是中华文明起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生动缩影。宁夏水洞沟、鸽子山、姚河塬等重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有力实证了中国万年文化史和5000多年文明史，尤其是对西夏遗存的考古研究，生动展示了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世山分享的是殷墟洹河北岸地区的考古新收获。从2021年起，考古团队启动了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区域的考古工作。“到目前为止，重要发现包括在洹河北岸地区钻探发现多条古代道路的路沟和沟渠，明确大邑商洹河北岸地区有三横四纵道路网络；西北冈商王陵区外围发现围沟、大墓3座等，发现新石器晚期、西周早期遗址2处，发现后代道路、灰坑等，探出洹河古河道的南、北岸多段等。”牛世山表示，这些考古新发现，将推动大邑商都城规划和布局以及商文化、商史的研究，同时也为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新的重要资料。

　　中外联合考古，朱尔法遗址见证文明交流

　　施劲松表示，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中国古代文明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存在密切的联系与交流。其他文明的因素传入中国，中国文明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今天，也应当积极参与到对世界文明的研究中，这也是中国考古学当今的使命与担当。近年来，中国学者纷纷走出国门，积极开展国外考古，取得了很多成绩。”施劲松说。

　　对阿联酋拉斯海马朱尔法遗址的中外联合考古就是其中之一。拉斯海马酋长国地处波斯湾入海口南岸，是连接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交通要冲，拥有丰富的绿洲，是阿联酋的重要农业中心，也是古代西印度洋经济与贸易发达的地区之一。其经济与文化发展进程，长期为史学家与考古学家所重视。

　　2017年以来，经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的联络，故宫博物院与拉斯海马酋长国古物与博物馆部建立合作机制，双方签订联合考古协议，针对朱尔法遗址区展开多次考古调查、发掘与馆藏文物整理研究等工作。

　　在本次年会上，故宫博物院考古部主任、研究馆员徐海峰介绍了故宫博物院海上丝绸之路考古——阿联酋拉斯海马朱尔法遗址考古新收获。据他介绍，2019年和2024年，中外联合考古队对朱尔法遗址保护区内的阿尔努杜德和阿尔马塔夫遗址进行三季考古发掘工作，并在遗址区进行区域考古调查。

　　“考古发掘的学术目标包括考察朱尔法遗址聚落的历史变迁；基于中国陶瓷考古的研究，系统梳理和研究该遗址历年来出土的中国外销瓷并对其进行科技检测；同时，运用层位学与类型学的方法对中国瓷器进行综合研究，并辅以科技检测分析，逐步建立起遗址的时空框架及中国瓷器数据库，为中国海外考古及多学科研究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徐海峰说。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中外联合考古队在朱尔法遗址区采集到大量瓷器标本。其中，共整理与检测各类陶瓷标本486件。值得关注的是，陶瓷标本品类十分丰富，其中中国产品包括元明时期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生产元代青花瓷、明代早期青花瓷、青白瓷、明代中晚期青花瓷等。

　　“通过研究，可确定中国陶瓷器输入该地区的时间为元代至明早期、明中晚期至清早期两大阶段。”徐海峰表示，特别是采集到的明早期龙泉官样青瓷和明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御窑青花瓷，成为明朝官方与该地区交往的珍贵实物证据，对于认识朱尔法遗址在印度洋贸易航线上和波斯湾出海口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在他看来，以往对于波斯湾地区发现的中国陶瓷器已有一定研究，后续会将朱尔法遗址的发现与波斯湾以及环印度洋地区的其他遗址进行比较，对于揭示中国陶瓷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借助显微CT技术，发现陶片里的秘密

　　在对考古成果的介绍中，不少专家学者提到了多学科合作，其中有一些成果的取得，是科技发挥了主导作用。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研究员安婷专攻植物考古，她分享的是“陶器羼和料视野下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起源研究”。其中的羼和料，指的是为提高陶器性能而掺入的辅助材料，主要由砂粒、植物茎叶等构成。

　　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该地区对水稻以及各种淀粉植物的利用已经延续数千年。据安婷介绍，以往的研究广泛探讨了坚果、块茎类植物和水稻的利用，但对于小粒禾本科植物的关注相对较少。

　　她的研究通过分析浙江上山遗址陶片中的植物印痕，提取出万年前大量水稻穗轴的三维形态，为论证上山文化早期水稻驯化已开始补充关键证据；此外，首次发现稗壳作为加工副产品用于制作陶器，揭示了稗在这一时期的重要性。

　　上山遗址距今约11400年至8600年。以它命名的上山文化，是长江下游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同时也是世界稻作文化的源头。该遗址曾发掘出土过大口盆、双耳罐等陶器。相关学者发现，上山时期的先民在制作陶器时使用了植物羼和料。他们把稻壳等植物拌入黏土，再成型和烧制。

　　安婷表示，借助显微CT技术，可以从上山遗址陶片中提取出清晰的植物印痕图像，弥补了该遗址缺少大植物遗存的局限。所谓“大植物遗存”，主要指的是种子、枝叶等经历数千年后留下的“植物炭”，它们保留着植物当时的形貌，且可以直接进行C14测年。

　　同时，提取出的植物印痕图像为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多样化种植补充了直接的考古学证据，并将稻作农业的起源置于更广泛的湿地植物管理框架下。

　　链 接

　　日前，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二十二次年会在银川举行。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新时代考古学的使命与担当：从中华文明起源到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主题展开研讨，共推出40场学术报告，涉及领域广泛。

编辑:祝萍